吕思勉先生编写的小学国文教科书

　　2016年，距离吕思勉先生编写《新式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已整整一百年。

　　吕思勉先生

　　从1916年2月至1924年5月，这套国文教科书各册的重版次数最少的也有四十九版，而第一册居然有七十版之多，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使用面之广。

　　这套教科书共六册，每一学年两册。从课文的选编、组织上，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国文教育的深刻理解。六册国文教材共一百六十六课，吕先生自己编写的课文，竟然有一百二十三篇之多。他为什么要亲自编写并且用简净、流畅的文言文来写呢？这当然与他对“国文”的定义有关。

　　首先，国文是所谓“在纸上说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可分为：古文、普通文与通俗文三类，古文指的是“先秦两汉之书、唐宋八家之文”；普通文“介于古与今之间，”是“承古代之语言而渐变者”，“如近今通行之公牍书札及报章纪事之文”；通俗文指的是“向来通行之白话小说及近人所刊之白话书报”等等。其中最早的古文书籍，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要理解它们，不是三五年有限的国文教育所能完成的任务。吕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书面语习惯于用古文做标准，因此要了解古人的精神、古代的思想和古训，不通文言则绝无可能。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其实也都是通文言的人，他们所主张的“名词成语采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语体”实在是很难实行的。因为上述习惯，数千年来已经使得我们的文言书面语与白话口语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即使是智识之人，也难免“藉文言以济口语之穷”。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采访，上海人只要一谈到国家大事，就不免上海话与普通话混搭一样。正因为古文难通，又不能全然不通，所以吕先生主张初小的儿童 “均宜改用通俗文”做教材，同时统一用“国语”来教，而高小以上程度的国文课则应该肄习“普通文 ”，上古文的学习，就有待于高等学堂及大学堂了。

　　吕先生的旧学功底无与伦比，却并不赞成旧时私塾的国文教育，因为那种教育“不切实用”，“其所授，不必求合与天然，而但须取材于纸上”，“其教授，不必求学生之有得，而但恃教师之讲演”；且私塾教育“舍弃各种科学，以日夕从事于呫哔”，“发蒙之初，所以日受四书五经，了无益于知识道德，而转以窒酷其性灵也”。先生说他十一岁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后来知道德国很强大，便找到家里所藏的中国人写的地理书数种，“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他们知道荷兰一度很强大。

　　作者父亲程应镠教授晚年留影

　　私塾教育的不健全闹出的笑话，我小时候也听父亲（程应镠）说过：有人拿到了一个作文题“项羽与拿破仑”，一上来便破题曰：“项王力能举鼎，况拿一破轮乎！”我们听了大笑，父亲更是不知笑过多少回了！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人都听到过的笑话吧？如此看来，先生用浅近、平实的文言文来编写当时中国孩童需要了解的各方面的常识，正是他“授以切实实用之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的编撰宗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