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朱元璋如何表述自己的布衣情結

2015-09-14 | 來源: RexHong博客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始終不忘自己是淮西的布衣出身，當代人喜歡把他這個布衣情結描繪成草根文化與帝王文化兩者復雜的結合。到了他子孫為帝時，屬於草根情結這一部分便自然消退了。我們可以先考察一下，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如何表述自己這一布衣情結的。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即位的詔書中，強調自己“朕本淮右布衣”，他在洪武六年(公元1374年)頒布《皇明祖訓》時，敘述自己的經歷：“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以所見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污染之徒。”這一段話表示他的早年經歷使他深悉元朝末年“人之情偽”，即元末官僚機構腐敗的狀況，他在那幾年游方僧的生活中，對這方面更有切膚之痛。元末明初的葉子奇在《草木子?雜俎篇》講到：“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要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繼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豈不信夫。”這裡所說元末吏治腐敗的狀況，當是朱元璋曾親身體驗到的，有的稱呼迄今仍流傳在民間，如“人情錢”如今仍是農村家庭一筆很大的開支，“得手”“好地分”等詞也在特定人群中流行。故朱元璋在下文還強調“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眾長，即與果斷，則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根據他過去的經歷，他對儒生(即知識分子)、對官吏都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懲治貪官污吏的鋒芒是對著官吏以及儒生，而他需要建立一個新王朝，確立新王朝穩固的統治又離不開那些官吏和儒生。

　　從建國開始，他便急於建立一套法律制度。這一套制度，不僅是對著民眾，更主要是對著官員，只有治官才能穩定社會秩序，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朱元璋是提心吊膽地登上這個帝位的，在洪武元年大宴群臣時，據談遷的《國榷》記載，朱元璋說：“朕賴諸將有今日，然憂天下之廣，生民之繁，憂懸於心，夜不得安枕。”劉基勸他說：“今事定，宜少紓其憂。”朱元璋回答說：“堯舜處治，尚有憂之，況海內人民脫創殘猶新也。”可見他憂慮的焦點是人民生產生活的恢復和穩定。

　　朱元璋早在前一年讓李善長制定律令時，便說：“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取適中，以去繁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慎之。”(《明太祖寶訓?恤刑》)治新邦用輕典，這個觀念他很明確，這個輕是對民眾而言，立法強調簡明是為了防止官吏因緣為奸。這個理念，他在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說得更加明確，他說：“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況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則民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明太祖寶訓?恤刑》)朱元璋過江在江寧站住腳以後，以寬簡馭民這個思想是一貫的。

　　洪武元年，朱元璋與劉基有過一段對話：“一日，問基以生息之道，基曰：‘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先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明通鑒?洪武元年》)朱元璋這個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人民行寬簡之政，以息民力，以阜民財；另一方面對貪暴則講“禁”字，尤其是官吏及地方富豪對民眾的貪暴，要嚴加禁止。故朱元璋在刑法上的寬簡是對民眾而言，嚴禁是對官吏而言。歷代封建統治結構，都是君主通過臣子治理民眾以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而官僚機構的管理是否有效，取決於官僚隊伍行為的狀況。故在朱元璋看來治民的關鍵是治官，把官僚隊伍治好了，國家機器才能有效地運轉，民眾才能有一個安定富裕的生活。朱元璋在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與劉基之間，對於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也曾進行過討論。朱元璋手書與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京師，我之疆宇亦日博廣，前元以寬失天下，今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謗罵國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國榷》洪武四年)於是問劉基該怎麼辦？那時劉基已退居在鄉下，他給朱元璋回了一封信，據《明通鑒》其信之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這個對話，說明當時的官僚士大夫對朱元璋嚴厲整頓吏治的措施已顯出不滿了。到了洪武九年(公元1377年)葉伯巨的上書中，便已講得非常明朗。他說：“古之為士者，以登任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棰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佚。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屯田工作都發往中都鳳陽，故葉伯巨雲：“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明史?葉伯巨傳》)他還講：“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可見這個時期儒生們或者叫作知識分子的人們，在朱元璋手下為官的日子實在也難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