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红军武装割据自毁长城终败走苏区

　　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蒋介石心腹、国民党重要人物陈诚曾对中共在赣南一带创建根据地分析指出，瑞金是“种一年吃三年”之地，“维持一个经济生活自给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

　　1931年1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左起：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赣南“富而不庶”，军队“取给于当地”并非难事。加上江西地形“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难左右逢源”。更重要的是赣南一带人民对政府的“希望破灭”，易受中共宣传，“所谓贫穷是繁殖红色细菌的温床”。当时中共武装割据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但最终结果世人皆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华读书报》2012年2月15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撰文《红军何以败走苏区？》，作者指出，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

　　写中央苏区的文字，颂扬者居多，批评者也不少。黄道炫着《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截取1933-1934年中央苏区全盛到败走这一时段，着重探索以往基于政治考虑而被忽略的历史的社会的诸多因素，力求追寻原初的历史面貌；以当年的而非后来的，描述的而非价值评判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考察历史的本然进程。正是作者对历史的敬畏和谦卑，成就了这本以客观平实为特色而令人信服的良史。

进入花期,野长城挡不住"野蛮人"

写出《万里长城永不倒》卢国沾辞世

游万里长城 "露臀"拍照被拘后遭驱逐出境

　　革命源流：物质利益和精神鼓舞

　　革命，多由知识分子发起。20世纪中国发生的反满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莫不如此。先有主义党派，后建军队政权，再由党政军动员群众，占山掠地，夺权建国。反思中央苏区革命，首先遇到的是革命源流问题。

　　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各地之间极不平衡。以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中国东南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赣南、闽西地区又小于这个水平。“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在有关调查中没有得到证实。”（该书31页）土地较为分散的赣南、闽西地区，竟成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中心，可证原先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天然联系起来的说法站不住脚。

　　通常认为穷则思变，革命源于贫穷，固然不无道理，但当年赣南、闽西却非大贫大穷之地。赣南粮户年有剩余，农民可以吃饱饭，并有山货可换必要日用品。革命，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有限。1932年大灾，粮食短缺，加上频繁的土地变动，农民生活未升反降。姑且不计政策过激，仅大批党政人员涌入，军队激增，粮食供应紧张，就是重要因素。1933年春荒，富田人“甚至吃草”（260页），博生县有人吃药自尽，兴国黄塘区有人为争两升米把兄嫂活埋（261页）。第五次围剿开始，国民党加紧封锁，粮商囤积加价，粮荒严重。随着政府强行收粮借谷政策出台，农民生活更加艰辛。而在“赤白对立”的边界地段，生存状况恶化，“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350页）。总之，在不得不承认贫穷是革命的温床的同时，也不能说在某一地区革命就一定是由贫穷造成的，须知不少是“被革命”的。

　　中共发动农民革命时所运用的平分土地的物质利益策略，对农民仍有吸引力。将地主富农占地强行拿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之外，还有大量公田可供平分。赣南、闽西宗族势大，公田占20-50%，属宗族集体所有。轮耕经营，由族中年长有威望者管理，并受农民自发监督。中共把公田分给农民，由集体所有转为个体占有，这对于注重实际利益的农民来说，其影响虽不能高估，却也非同小可。分到土地和财物的农民“一尝其味，绝不会轻易忘记”。他们“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皮干起来了”。他们说：“只要分到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71-72页）很多人在尝到分田地、分财物的甜头后，便把自家和革命绑在一起，跟着共产党走了。这正是发动者乐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