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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科学家遭体制悲剧:科研时间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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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纳米科技研究的刘教授多年前留学日本时,曾有过一段不适应期。


  到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办事,按照国内的惯例,他一开口就叫对方老师,却屡屡被同学纠正,“你为什么要叫他老师呢?他只是做服务的,不是老师,他不会干扰你的工作,也不会给你布置任务。”

  回到国内,刘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记住一些与“这些服务者”打交道的规则,比如过了下班时间取不了实验样品,再着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财务室每月报账有固定的日期,排队的人不少,而过了报销时间只有自己掏腰包垫上。


  更让他觉得滑稽的是科学家的汇报,比如参与某项基金,每到年终都要汇报,填完了的表也是编的,下一年该怎么做还是自己的事,“纯粹是形式,但也必须要做,而且这些做完可能压根儿没有人看。”

  “相对国外来说,国内科学家需要花大量时间做很多无用功。”刘教授回顾归国几年的科研道路,发现科研时间争夺战中自己屡屡败北,遗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赢家。

  “别人都在跑,我不跑行吗”

  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这个评审不想要,下一个想要的就没有机会

  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教授说,现在的规则在于,各个机构来评价一个成果的时候,曾经争取过这些东西也是一个评价指标,这块蛋糕给不给你,取决于你是否曾经获得过那块蛋糕。所以,这些表格,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链就断了。所以大家都要铆足劲去争取,有时候就发动很多学生来填表。

  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是,“这次的蛋糕不好吃,我不想要,但下次那个好吃的我也要不到。”

  王彬彬教授就知道一个惨痛的“教训”——


  华中地区一所著名高校中文系,因为之前对于一些评选不屑一顾,结果明明实力在全国高校中有目共睹,却在打分中被一家差距不小的高校超越,由此带来的则是国家拨款等各项资源调配也比这所学校差了,拨款经费、招生就业都因此受到影响。

  教授们的课题也只好“兼收并蓄”:一个项目也许就3万块钱,但是项目要结项、中期要填表,一样也不能少。因为这些表很重要,它的级别很高。

  王彬彬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学成功概率高一些,一些名气稍逊的学校更可怜,填了一年的表,可能才有一两个成功了,“就像打兔子,放了很多枪,可能都没打中,失败了只好又到新的地方去守候。”


  让王彬彬教授羡慕的是,一些人摸透了填表中的“奥妙”,什么稀奇古怪的表都能填出来,还把表包装得很漂亮。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董健教授还记得1979年自己评教授时的情景。

  当时,一群业内著名的专家打分,董健凭借4篇论文,评上了教授,而另一个老师拿出的作品是厚厚的4本书,却没评上。

  “当时看重的是含金量。”董健教授感慨,现在有了新的指挥棒,不可能有这个现象了。

  董健教授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评教授只要技术性的,不要精神性的:申报10个人,最后给4个名额。核心刊物、出版多少书,都折合成分数,按照排名计算,评委们变成陪衬,行政部门来计算分数就够了,“这4个人是不是最好的,却不能保证。”

  而今,即使董健教授自己的研究生,也在追求多发论文,早点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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