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初深圳日资厂罢工处理的干净利落

2010-06-08 | 来源: 深圳商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前言：

　　在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发生在蛇口的凯达，时间是1983年。当时的蛇口工业区简单站到了打工者的一方。3年后在三洋发生了一场“罢工”，受处分的则是两名带头的工人。在很长时间的采访里，我一直对当年的蛇口工业区的角色感到困惑，也颇感兴趣。记者更想知道的是，当年那两位稀里糊涂为大家“出头”而成为牺牲者的打工妹打工者现在究竟怎么样了。记者通过朋友多方打探，但是一直无法联络到他们，不知道他们今天会对二十几年前的那场“风波”有什么样的感慨。

　　记者访问到年蛇口工业区的工会干部，后来做过蛇口工会主席的李亚罗先生，如今他已经退休，他为记者订正了部分事实。特别致谢。

　　另外，本文纯属翻故纸堆，请勿附会当下任何相似事件。

　　正文：

　　三洋罢工了。时间是1986年6月11日。

　　罢工的“领导人”有两个人：打工仔郑成君，打工妹陈琼琪。

　　陈琼琪和郑成君都是广东饶平人，1985年8月来到蛇口，成为“合同制轮换工”。当时的蛇口，打工也是有区别的，一种叫打“私家工”，三洋、凯达和陆氏等企业的打工妹打的就是“私家工”；还有一种叫打“皇家工”，那是工业区直接管辖的企业和单位。“皇家工”地位高，因为他们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大多数此时已经解决了蛇口户口，在单位内部的管理是大家很熟悉的有人情味的管理模式。而进入外商独资厂的“私家工”，他们与老板和管理者存在巨大的鸿沟，每个人就像机器上的一颗螺丝、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老板看到的是你的工作卖力还是不卖力，产量是多还是少，作为“人”的打工者在老板的眼前消失了。

　　陈琼琪和郑成君这样的年轻人当时很不习惯，甚至痛苦得要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抗的心态也越来越明显。到了1986年6月，他们突然想到三洋在招工时曾经承诺三个月提一级工资，可是十个月了还没有兑现过。陈琼琪和郑成君决定鼓动大家要求加工资，否则就罢工。

　　消息提前走漏了，工业区工会接到了“小报告”，说第二天有工人决定罢工。工会干部当即火急火燎赶赴三洋，试图劝阻准备参加罢工的工人。可是没有工人承认要参加罢工，上班的、休息的都很正常。工业区的工会干部也闹不清是打“小报告”的人恶作剧还是准备罢工的工人组织严密，想了想，无奈离开了三洋。

　　当天晚上，打工妹陈琼琪开始在工人的宿舍游说。其实准确说，她只是在她的饶平老乡那里游说。在那些同乡的眼里，陈琼琪确实有想法，有正义感，胆子也大，有意无意已经把她看成了饶平妹子的“领袖”，于是二十几个老乡联名写信给三洋半导体公司，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三个人参加了信件的写作，据说错别字仍然很多。

　　第二天一早，信件递交到了公司。二十几个饶平的打工妹和打工仔照旧上班，一个小时后他们各自回到宿舍，不上班了。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罢工”了！

　　这个准确的消息再次传递到蛇口工业区工会。工会干部无可奈何，他们只能上报到党委，并连同党委干部和劳动服务公司的干部一起前往工人宿舍做“思想政治工作”。

　　干部们开始发话：“你们为什么不去上班？这样闹事好吗？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有时们要求不能提？为什么不通过工会反映你们的想法？”

　　可是没有人回答这样问题。他们的沉默也有道理，因为干部们也没有直接问到具体哪个人，他们也从来没有商量过谁可以“代表”大家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闹不明白，他们究竟要的是什么，是工资、自由还是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