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暴跌之后,一个惊人的真相浮出水面

邓聿文评论文章：十多年前，中美学界对中国GDP追上美国普遍乐观，不少中国经济学者曾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即名义GDP将在2025年至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现在继续持这种论断的人已经很少；与此同时，则出现了相反判断，中国永远赶不上美国。支持这一判断的理由大体有两类。一类可称为制度决定论，认为中国是威权国家，美国是民主国家，威权体制容易犯大错，也会扼杀创新，所以中国不可能真正超过美国；另一类可称为人口决定论，认为中国人口下降太快，又未富先老，生产、消费、创新和制造业都会随之衰退，因此中国GDP永远赶不上美国。

本文不讨论制度决定论，它很容易落入意识形态判断，而且人类的发展史也不能简单证明，自由是创新的唯一前提。相比之下，人口决定论更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看上去更“科学”。人口是数据，出生率、死亡率、年龄结构、劳动人口、抚养比，似乎都比制度优劣更容易衡量。也正因如此，人口决定论更容易迷惑人。

人口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就此而言，人口决定论的某些论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它的错误在于，把一个重要变量夸大成了最终命运。

人口决定论的核心论证是，中国过去的高增长来自人口红利，年轻劳动力多，抚养负担轻，制造业成本低，储蓄率高；现在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加速，中国就会失去生产能力、消费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失去追赶美国的可能。这个论证前半部分是对的，中国确实受惠于人口红利；它对后半部分的事实判断也抓住了真问题，中国确实正在受困于人口结构逆转。但把人口结构逆转进一步推导为增长能力消失，则是错的。人口红利消失，不等于增长能力消失。

人口决定论犯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直接等同于经济能力下降。劳动人口虽然重要，但GDP不是劳动力数量的简单乘积。现代经济的核心变量从来不是有多少人，而是每个人能创造多少产出。人口、劳动参与率、教育水平、资本装备、技术进步、自动化水平、产业组织能力和制度激励，都会影响GDP。人口决定论只抓住第一个变量，却对其他变量的重要性重视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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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瓶颈真的是劳动人口下降，那么年轻人就不应大规模找不到工作，可现实恰恰相反，年轻人的失业率这些年一直高居不下，按照人口决定论的这个看法，是不该出现这种现象的。显然，至少在当前阶段，中国经济面对的并不是年轻劳动力不足，而是现有年轻人没有被充分吸收和有效配置。换言之，中国的增长瓶颈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人口数量，而是有效需求、企业投资、产业岗位和资源配置效率。一个不能充分使用现有年轻劳动力的经济体，如果把它未来可能的衰退简单归因于包括青年人口在内的劳动人口数量减少，是因果倒置。退一万步说，即便中国经济真的受制于劳动人口的剧降，也可由机器人来部分替代。

人口决定论的第二个错误，是把人口减少直接等同于消费下降。总消费不是只由人口数量决定，而是由人口数量、人均收入、居民消费率和社会保障预期共同决定。人口少了，如果人均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改善、居民敢花钱，总消费仍然可以上升。中国现在消费不足是真问题，但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已经少到不能消费，而是居民收入占比偏低，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负担重，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房地产下跌拖累，经济预期不稳。

现实数据也不能支持人口一降，消费就降。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人口大体在2021年前后见顶，此后开始下降，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并没有因此萎缩。2021年，这一数字约为44万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50万亿元。也就是说，人口见顶之后，消费总量反而继续增加。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短板，但消费总量没有因人口下降而继续下滑。中国消费的问题，首先是分配、保障和预期问题，而不是人口算术题。

人口决定论的第三个错误，是把人口下降直接等同于制造能力的下降进而制造业的衰落。这个判断尤其粗糙。的确，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受人口老化和工资上升影响，部分服装、鞋帽、玩具、简单组装环节继续外迁，这是大概率事件。但这不等于中国制造业和制造能力的整体衰退。制造业竞争力不仅来自廉价劳动力，更来自工程师规模、设备能力、供应链密度、物流系统、产业集群、自动化和市场规模。

如果人口减少必然导致制造业萎缩，中国制造业这几年应该已经明显收缩，但事实并非如此。最近几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仍在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更高。中国制造业当然面临利润压缩、产能过剩、价格内卷和外部摩擦，但这些问题不是人口减少造成的。低端制造外迁和中高端制造扩张可以同时发生，制造业就业减少和制造业增加值上升也可以同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