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的"惡性撕裂"蔓延至陪審團評議室

2026-05-20 | 來源: 華爾街日報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萬聖節那天，分歧初現端倪。

佛羅裡達州一個審理阿片類藥物案件的陪審團原本計劃進行一次集體裝扮，靈感來自蘇斯博士(Dr. Seuss)筆下的一對角色“Thing One”和“Thing Two”。2號陪審員是一名平面設計師，他為每位成員制作了與其編號對應的“Thing”標志，大家也約好一起穿黑色或紅色的襯衫。

然而，5號陪審員穿著一件海軍藍西裝外套來了，這讓後來出任陪審團長的勞裡·特雷勒(Laurey Trailer)感到十分惱火。這位名叫傑森·普伊格(Gerson Puig)的陪審員勉強戴上了他的“Thing 5”標志，拍完照後卻立刻摘了下來。“我把它留在了它該在的地方，也就是陪審室裡”，54歲的普伊格說；他是一名個體餐飲顧問。

“我當時就知道，我們要有麻煩了”，70歲的特雷勒說。她是美國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的一名檢查員。

陪審室裡的意見分歧與美國陪審團制度的歷史一樣悠久。然而，負責評估潛在陪審員的庭審律師和顧問表示，像佛羅裡達州這個陪審團最終爆發的激烈爭吵，如今正變得越來越普遍。他們將此歸咎於疫情後公眾對司法系統信任的流失、日益固化的觀念以及愈發尖銳的政治分歧。他們指出，這些因素讓12個陌生人連和睦相處都變得困難，更遑論要在“是否將某人送進監獄”或“是否讓企業支付數以百萬美元計賠償金”這種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

“社會大環境裡發生什麼，陪審團討論室裡就能看到什麼”，陪審團顧問勞裡·庫斯蘭斯基(Laurie Kuslansky)說。“新冠疫情造成的隔離感和政治分歧，正讓我們這個社會越發喪失一種機能：即使存在分歧，也能最終達成共識並作出妥協。

庭審顧問J·李·梅爾斯(J. Lee Meihls)過去幾十年裡曾協助數百場審判挑選陪審團，他說：“在法庭裡，我們能聽到陪審員們互相大喊大叫、甚至破口大罵。這種情況正變得越來越普遍。”

去年年底，這個佛羅裡達州陪審團為一起訴訟爭吵了整整14天。該案指控三大連鎖藥店的不當行為導致處方阿片類藥物在該州泛濫，迫使醫院背負起治療無醫保及醫保不足患者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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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陪審員指責另一人可能在洗手間與律師秘密碰頭。還有人一把撕毀了某位陪審員為說服他人而制作的海報。一些陪審員則指責同僚同情心泛濫，認為他們對受阿片類藥物傷害兒童的憐憫蒙蔽了雙眼，從而喪失了依法裁決的能力。

陪審團拿到評議案件後，陪審團長特雷勒回家觀看了《十二怒漢》(12 Angry Men)，這是一部講述陪審員之間激烈沖突的律政經典電影。“到最後，我們活成了那部電影裡的模樣”，她說。

研究陪審團評議室裡究竟發生了什麼出了名的困難。評議過程沒有任何文字記錄，陪審員也完全沒有義務去解釋他們的決定。他們遞交給法官的字條，最多只能提供一點蛛絲馬跡。

在缺乏此類信息的情況下，研究人員和顧問只能去研究潛在陪審員的決策方式。“每一次挑選都像是一場瘋狂的化學實驗”，Herrington & Sutcliffe的律師戴維·麥吉爾(David McGill)說。“你必須迅速對人作出判斷，所以你會希望自己手頭掌握充足的背景信息。”

麥吉爾所在的律所與梅爾斯合作，對數千名潛在陪審員進行了調查並分析了歷史數據。他們注意到了一些顯著的變化。

萬聖節當天，陪審員合影留念，他們的裝扮靈感來自蘇斯博士筆下的角色“Thing One”和“Thing Two”。

2025年，47%的受訪者表示對大公司存在偏見，這一比例幾乎是2018年的兩倍。57%的人表示不信任美國司法系統，高於2022年的48%；65%的人寧願自己行使法律裁量權，也不願聽從法官的指示，這一比例也高於此前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