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考古學可以把中華文明上推到8000年前嗎?

2026-04-16 | 來源: 南方周末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中華文明可以上推至8000年前！”這一橫空出世的論斷，出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馮時，爭議隨之而起，斥其譫妄者有之，勸其收斂者有之，馮時不為所動，順勢推出新書《文明論》，甚至在京舉辦盛大的新書發布會，一時觀者如堵。

在提出驚世之論之前，馮時是一位頗受人尊敬的天文考古學學者。2010年，馮時的代表性著作《中國天文考古學》出版，美國的天文考古學學者班大為認為，這本書為中國天文考古學的學科建設做出了裡程碑式的貢獻，它對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物進行了廣泛的考察，將碎片化的考古證據重組為中國古代天文學圖景，幾乎以一己之力建立了中國天文考古學的學科大廈。

正因為此前他是這樣一位有分量的學者，所以他提出如此異於常人的論斷才會引起學界與大眾的關注與爭議。

《文明論》的核心論點其實就是基於馮時此前的研究，只是他在各種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再往前邁開了大膽的一步。

《文明論》開宗明義地提出兩點“先驗”的基本假設。馮時否認以青銅器或細石器等器物的出現及利用作為文明的標志，他主張“文德”在文明中的主要作用。更進一步地，他主張個人的道德才能成就群體的道德，並最終建立起文明的社會。所以在馮時眼中，中華文明迥異於其他文明，“其以道德觀解決何以為人的問題，以宇宙觀解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是“人類歷史上獨具特征的文明形式”。

中國考古博物館展館中央大廳，考古牆壁和穹頂上方為中國東方天文星宿圖，該星圖裡包括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展示了古代天文學中的星空圖景和星座分布。（視覺中國圖）

既然文明的核心是“文德”，馮時又先驗地指出，“文德的內涵就是誠信”，那麼誠信是如何在遠古社會形成的呢？——“因觀象授時而形成”，即所謂“至信如時”。對此馮時進一步闡釋道：古人通過觀測龍星（馮時認為“龍星”是由二十八宿東宮星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星官所組成的星團形象，且認為甲骨文的“龍”字象形於這個形象）的行天變化，建立標准時體系，即在標准時間到來的時刻，龍星的運行必須正當其位，同時，龍星運行當位所建立的標准時間久久不變，“這誘發先賢產生了時間為信的思想，並以信作為道德的核心內涵修養人心”。

在馮時的描述中，華夏先賢通過對龍星行天變化的觀測規劃時間，最終產生了以時間為信的觀念，“並以信作為道德修養自己，同時建授農時而指導農業生產，終至文明社會的建立”。

於是關於文明起源的“馮式”邏輯鏈條如下：文明以文德為要，文德以誠信為實，而信的思想又源於天文觀測，因此，“天文作為文明之源的事實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已經確定天文乃文明之源，那麼華夏先民是什麼時候開始觀測龍星的運行的呢？作為天文考古學家，馮時拿出了看家本領：目前發現時代最早的龍的遺存為遼寧阜新查海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土龍，其以石塊堆塑而成，全長19.7米，體型巨大。“這證明中國先民對龍的認識歷史已可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而且龍所體現的文化內涵也相當豐富，這意味著中華文明的歷史應肇端於這一時期甚至更早。”

以上便是《文明論》的主體思想。不得不說，這一套邏輯架構之中，確實蘊含了馮時多年來的潛心研究，時時可見智慧的幽光，比如他對龍星的闡釋，或對“王權源於觀象”的解說。“以農業經濟為本的古代社會而言，天文歷法知識具有著首要的意義，誰能把時間頒授給人民，誰就有資格成為人民的領袖。這意味著作為王權基礎的天文學必須為君王所壟斷，這使觀象授時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統治者享有的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