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核事故15年后,日本核监管体系仍漏洞重重

编者的话：今年3月11日是日本福岛核事故15周年。本月初，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理事会上，中国常驻IAEA代表李松大使指出，福岛核事故看似天灾，实为人祸，暴露出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的严重缺陷。日本在核事故后采取的措施大多只是扬汤止沸，实际效果十分有限，东京电力公司等核电企业诚信缺失、欺瞒造假、放射性泄漏等案例仍层出不穷。15年来，日本政府显然未对福岛核事故进行彻底反思。在事故责任追究不足、核安全监管体系漏洞重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便急于重新发展核动力应用，甚至频频试探突破核军事力量限制，让民用核电与潜在军用核能力的边界越发模糊，这种危险动向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警惕。

安全事故与违规操作不断

今年1月21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简称“东电”）重启了位于新泻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6号机组。柏崎刈羽核电站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核电站，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一直处于停运状态。事实上，这次重启已是延期后的结果——早在试验阶段，东电就发现该机组用于调节反应堆输出功率的控制棒有关功能存在至少88处设置错误。紧急核查并重启后仅一天内，警报突然响起，机组再度关停，直到2月9日再次重启。

这一波折不断的核电站重启进程引发当地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对与深切担忧，抗议者在东电总部前举办了多场示威活动。一名抗议者直言：“我反对重启柏崎刈羽核电站。东电公司至今仍有很多掩盖、隐瞒、欺骗的行为……我们绝不会放弃反对重启的行动。”

据相关调查披露，1977年至2007年，东电在对下属核电站13座反应堆总计199次定期检查中，存在篡改数据、隐瞒安全隐患及事故的行为。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1978年发生的临界事故，东电一直瞒到了2007年才公布。2000年，有内部举报揭露东电隐瞒反应堆管道裂痕长达8年之久。2011年核事故后，东电虽早已掌握堆芯熔毁的事实，却故意用“堆芯损伤”一词加以掩盖。东电在事故后还曾长期宣称没有新的核污染水被排入海洋，直到2013年才在舆论压力下被迫承认。

近些年，东电的风险隐瞒和管理混乱仍在持续。2021年，福岛核污染水储存罐发生泄漏，直至被媒体曝光后，东电才承认。2024年2月，福岛核电站因操作失误泄漏5.5吨核污染水，东电却声称“对厂区外无影响”以淡化影响。去年11月，柏崎刈羽核电站被发现存在多项管理漏洞，包括工作人员违规复印并留存涉核材料机密文件、核安全机密文件被误交给承包商、一些工具未经合规程序被带入核电站内部等，然而这些没能阻止该核电站通过重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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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业内专家指出，此类事件表明，日本核电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仍面临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关问题往往通过内部举报或事后调查才被发现，也使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再次受到质疑。

监管机构与核产业形成“核电村”

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岛核事故后，日本虽成立了独立核监管机构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还采用了新的核安全标准，但此类措施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至今仍存在诸多漏洞。

第一，监管机构独立性严重不足，与政府部门存在密切利益关联。早在东电本世纪初被爆出造假丑闻时，日本媒体和学界便常用“核电村”一词来形容围绕核电产业形成的利益网络，该网络覆盖政府部门、电力公司、核电设备企业、研究机构及相关政客，他们通过“旋转门”机制、学术依赖、政治献金形成利益绑定和相互庇护，导致安全标准弱化、监管失效、公众信任下降。事故发生后，原本为应对“核电村”问题而设立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行使核设施安全审查、核事故应急处置等职能的“独立政府机构”，实则设在日本政府环境省之下，无法真正实现独立运作，其检查结果和结论常常受到政府干预，导致其权威性与公正性难以得到认可。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首任委员长田中俊一此前曾担任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副理事长，而委员会事务机构原子能规制厅的干部也大多出身于核安全行政体系。这让外界对核监管机构与核产业之间的关联产生担忧。

第二，监管机构缺乏主动性，对核电企业的监管执行不力。张军社告诉记者，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没有完善的深入现场核查机制，对核电企业的检查主要依赖企业自查自报，而以东电为代表的核电企业长期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往往试图对安全问题遮遮掩掩、大事化小，所以仅依靠企业自查根本无法达到监管效果。

第三，新引入的核安全标准落后于国际标准。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2013年制定了新的核安全标准，当时的政府称其为“世界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然而，张军社指出，日本的核安全标准当下看来较为滞后，部分核电站的设计标准未能与国际最新安全标准同步，且存在明显差距，例如反应堆外壳的抗温、抗震能力等关键指标，均未能完全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