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系统运转的人,往往最没有话语权

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李欣媛

OpenClaw热潮下，人们纷纷排队安装龙虾。总有人告诉我们，算法将高速处理信息，把人带进一个更轻松的世界，龙虾热潮点燃的也是这一熟悉的承诺：自动化最终会让我们不用工作。

然而在特雷博尔·朔尔茨看来，自动化从不解放劳动者，正因此，他在《归我们》一书中着重讨论了“所有权”，也是后工作时代急需回答的问题，当 AI 接管越来越多任务，这套系统究竟归谁所有，又由谁来决定它如何运转？

朔尔茨是“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之一，他反问：如果政治领域需要民主，为什么工作场域可以例外？在《归我们》一书中，他把目光移向平台的所有权与治理，并写下了过去十多年间已经发生、却很少进入主流叙事的尝试。在一些平台合作社里，有的配送员试着共同拥有配送平台，有的社区自己决定数据如何使用，也有一些照护和出行行业的劳动者，正在摸索更公平的组织方式。

合作社与企业不同的是，后者的所有权和决策权，通常掌握在少数合伙人手中，而合作社强调的是由成员共同拥有，通常实行“一人一票”，并让收益更多回到实际参与劳动的人手中。这种形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边缘，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数据，全球目前有约300万个合作社，覆盖全球约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就拥有两百多家企业和超过七万名员工，是西班牙第十大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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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尔茨试图追问当下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经济秩序是否真的“别无选择”？在生成式AI迅速扩张，数据权力进一步向少数公司集中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迫切了。对此，界面文化与特雷博尔·朔尔茨谈了谈平台合作社的现实实践、AI时代愈发集中的技术权力，以及在平台资本主义之外，人们是否还能重新想象另一种经济方式？

01 从“别无选择”到另一种制度想象

界面文化：为什么会写《归我们！》这本书？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本书并不是从一个抽象理念出发，是来自我长期的实践经验。过去十多年里，我持续参与并推动“平台合作主义”的具体项目，在不同国家与数百个合作组织一起工作，不断经历失败和重新尝试，《归我们！》正是写于这些现实过程之中。

我与大约一千个合作组织有过直接合作，希望借此重新梳理数字经济中关于所有权、治理与劳动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我想反对一种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仿佛现有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别无选择”。

在很多地方，我看到人们正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搭建不同的路径。比如开普敦那些不断重新组织起来的出租车司机，或是墨西哥沿海一些渔业社区，他们在思考，数据究竟能不能真正服务本地家庭，而不是只被外部平台抽走。这样的实践也许并不宏大，却真实存在，而且长期没有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