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的青年:遷徙作為一種常態.在不同生活裡重新出發

2026-02-13 | 來源: 低音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記者按】過去十年，中國公民社會的空間在政府管治、新法實施和資金來源收緊等多重因素下，正在一寸寸收緊。曾經開展社區服務、教育輔導或弱勢群體支持的公益組織，從被視作社會服務的補充力量，逐漸被認為是“潛在的政治風險”。2017年，中國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通過制度手段限制獨立NGO的國際資金和合作渠道。同時，“尋釁滋事”“非法經營”“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甚至“顛覆”和“煽動顛覆”等模糊的刑事指控，也成為施壓手段，使許多公共行動面臨被定性為“違法”的風險。2020年後，疫情封控又成為新的治理理由，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下，社會空間進一步收緊，從業者的自由也隨之受限。

這場變化不僅迫使許多公益組織面臨商業化轉型，也打亂了從業者的生活節奏和選擇。

許多青年從業者同時面臨多重現實壓力：拮據的生活、剛剛起步就被迫中斷或面臨選擇的職業生涯、大環境並不景氣，以及來自家庭的誤解。在這種擠壓下，有人選擇出國讀書或轉向學術，有人繼續在國內以低調方式行動，也有人因疲憊與不確定而離開。日常壓力、心理負擔和社會輿論，使這群年輕人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不斷權衡。

即便如此，仍有人嘗試在夾縫中生存：Ta們將社會倡導融入教育、心理支持、環境保護等領域，或在海外維系聯系與記憶。Ta們的流動不僅是職業路徑的探索，也成為身份認同和社群連接的實踐。我們采訪了三位Y世代（千禧世代，約1981-1996年出生的群體）和Z世代（約1997-2012年出生的群體）的青年NGO從業者，試圖通過Ta們的生命故事，呈現公益組織與離散的時代切片。

正在“慢慢成熟的”90後Qiu，先後在國際組織和本地組織工作，並擁有本地組織創業經歷。在不停的遷徙和流動之間，Ta不斷尋找每一個能讓自己舒服做事的空間。以下是Ta的自述。

坦白說，高中時我只是覺得學習最重要，對未來並沒有什麼規劃。大學選擇了法律專業，現在回想起來，那更像是一種對公平與正義的樸素認同，即便當時我並不清楚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歐洲念碩士期間，我偶然看到一則NGO招募志願者的廣告，內容與非洲某些部落之間的爭端實踐有關。那個地區雖然存在現代司法體系，但由於種種原因，制度並未真正落實到日常生活中。於是，不同部落發展出各自的爭端解決機制，而這個NGO的工作，就是參與並協助這些爭端的處理。我當時覺得這件事很有意思，便報了名，去了非洲。

生活在中國,"常讓我感覺生活在未來世界"

選民不滿生活成本上升特朗普計劃削減鋼鐵等關稅

王楚然:用白眼把路人緣重新養一遍

在部落裡，性別暴力的問題很常見，而處理爭端的機構幾乎全是男性。我第一次參加會議時就能感覺到那種權力的失衡。作為女性，我很快被注意到，別人問的不是我的工作內容，而是我結沒結婚、戒指在哪兒。那種被打量的感覺讓我有點不安。可與此同時，作為外地人，我又被視為“白人”，Ta們對我客氣、有禮，甚至更願意聽我發言。坐在我旁邊的本地女性幾乎沒機會開口。那一刻，我意識到，我能被聽見，不是因為我的專業，而是因為我來自外面。

這段經歷讓我開始關注性別平等，也讓我對NGO工作有了更復雜的理解。我意識到，作為外部力量去改變本地社會，本身存在巨大的“外部性”。我們不了解當地的風俗和權力結構，卻以人權框架去教育別人，這種“白人中心”的視角其實是一種不平等。

幾年後，我回到國內，在北京的國際組織和本地NGO工作，關注婦女權益。國際組織的工作偏向研究和報告撰寫，本地NGO更多是會議組織、記錄和行政事務。有一次，我參與了反家暴法相關會議，其中一位女律師的經歷讓我印象深刻：她曾受家暴，右手小拇指被前夫砍斷，卻通過學習法律成為專業律師，為女性提供公益支持。這徹底打破了我對受暴婦女的刻板印象，也讓我重新看到法律的價值。

隨後，我第二次前往非洲，在一家國際組織工作，主要負責聯絡、溝通和報告，接觸一線實踐的機會很少。工作一年後，因為內容單調，再加上私人原因，我離開去參與了其他地方的項目。即使是在社會發展領域最好的平台工作，我始終感到與當地社群有隔閡。最終，我選擇回國，希望在熟悉的土壤和語言環境中做更有深度的社會發展工作。

回國後，我先在西南省份參與傳統文化和婦女生計項目，後又到一線城市加入一家機構，擔任項目經理和主管，負責從策劃到執行的全流程工作。入職時，這家機構已在大幅裁員，但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可能為未來埋下伏筆。正值疫情期間，經濟形勢不佳，一些大額資助者對項目猶豫不決，甚至有同事的工資無法按時發放，機構面臨嚴重資金壓力。

同時，我發現公開招標項目中存在不透明的內部決策：多數項目偏向與機構關系良好的合作方，絕大多數是商業項目而非公共利益項目，我隱約感到其中存在交易行為。因此，我在次年4月選擇離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