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自殺後, 我被當作"特一號"案嫌犯

2026-02-06 | 來源: 新三屆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父親死於1968年8月21日，那時正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他跳樓自殺了，按照當時的定性，為“對抗運動，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屬於“現行反革命”行為，自然，我們一家都自動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家屬。

第二天，我學校的對立派兩個學生跑到我家，在家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警告我們，要劃清界線，只許規規矩矩，不得亂說亂動，一時引來眾多街坊圍觀。

1968年10月，學校通知我們返校，那天，教學樓上還掛著殘存的大標語，上面斗大的字：“趙某某對抗運動，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死有余辜。”（我的母校“廣州建聯中學”，是父親供職的廣州市第五中學“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所在地）。學校裡進駐了“工人宣傳隊”，是動員我們“上山下鄉”的。

從1966年6月開始，全國學生“停課鬧革命”，至1968年，這兩年裡沒有招生，也沒有學生畢業，普通中學滯留了三屆學生，即現在俗稱的“老三屆”，指的是66、67和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合起來是六屆。經過一番動員，初中生除了部分家庭成分“好”的，個人表現佳的繼續升學，高中生極少數留校當“輔導員”外，其余全部要“上山下鄉”。我的班五十多人，除了一人當“輔導員”外，幾乎都去了農場或下農村插隊落戶。

我因患肺病，醫生證明上寫著“不宜參加體力勞動”而暫時得以留城。到了1969年初，上級下發通知：因各種原因滯留城市未下鄉的中學生的檔案全部撥歸居住地所屬街道，以後由街道組織繼續動員；因家庭生活困難的（如父母年老體弱，又是獨生子女），或身體狀況不適宜下鄉者，由街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這樣，我的“上級 ”改為街道派出所，我的關系轉到了居委會，而居委小組長成了我的直接“上級”。

1968年12月“復課鬧革命”，部分獲得升學資格的“老三屆”初中生直接升上了高中，我的三妹是小學六年級應屆畢業生，亦直接遞升讀初中三年級，所以，她從來沒有讀過初一和初二。小妹小學三年級，直升為六年級，可謂“連升三級”。

“有病就得安心養病，其他什麼都不要去想了。”當時母親含著淚對我說。我只有默默地點頭。然而，此心如何能“安”得下來？

父親死後理所當然地停發了工資，現在是母親的一份工資需養活四個人，還得每月抽出10元讓我去醫院開藥打針，更遑論家中負了的債務（父親死時的火化費60元全由家屬支付）。家庭經濟的壓力讓母親艱難地扛著，我曾寄希望於街道能安排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哪怕每月15—18元，我一定感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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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才明白，我的這一廂情願其實是在做白日夢，上級早就將我們一家打入了“另冊”——現行反革命的子女還想在城市裡工作？之後，每當有動員街道青年下鄉，我是必被通知的一員，就算是我出示了醫生證明也不能豁免。在他們眼中，我是必須去農村接受改造的，甚至有居委的幹部這樣“勸說”我：農村空氣好，食物新鮮，你先下去養病，病好了以後再參加農業勞動。這簡直是一派胡言亂語。

那幾年裡，我們一家人難得添置一件衣服，兩個小妹才十來歲，為了讓她倆過年穿上一件新衣裳，母親竟然常年不吃早餐，每日省下幾分錢，積上好久，才去扯幾尺布，請人縫制新衣。我們的衣褲破了，總是補了再補。

一位街坊我們喊她梁大姐的，她的丈夫亦在文革中自殺，與我的母親遭遇一樣，於是她們同病相憐。梁大姐以替街坊修改、縫補衣服為生，家中有縫紉機，我母親常常在夜晚拿著我們的衣服去縫補。

家裡各人洗澡都是用洗衣皂，因為買不起香皂。我還記得母親的洗臉毛巾都快破成漁網了，還是舍不得買新的，每天洗臉時是拿著揉成一團的毛巾往臉上塗擦。

要說經濟困難，生活艱辛，總還不至於餓飯，能熬得過去，更難以忍受的是我們還處於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時時刻刻都處於恐懼之中。

居委會的幹部常來通知你去開會學習，不厭其煩地、不斷地動員我去下鄉，大凡開批斗會（斗爭“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等）必定叫我去參加，坐在被特定安排的位置上，讓群眾一眼就看出我們是“另類”。

還有更惡劣的是半夜裡來查戶口，凌晨一時許，到家來拍門，一家人在睡夢中被驚醒，大門打開，為首者是穿著制服的警察，他帶領著居委會的幹部老太太，還有手執水火棒的年輕的街道積極分子，一窩蜂地湧進家裡來。

警察說，現在查戶口，把我們家的戶口本打開，煞有介事地對照家庭人口，問家中有沒有外人留宿。其時，居委會老太太已在屋內到處竄，手拿電筒亂照，還查看床底下有否藏匿著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