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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胎化"有成,但催生只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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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980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同时提高结婚门槛、放宽离婚程序。 随后,政府在1991年又推出“一票否决”制度,将干部升迁与完成计划生育目标挂钩。 这些做法,再加上强制堕胎与超生巨额罚款等措施,使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3迅速下降至2000年的1.22.


这项趋势已被证明难以逆转。 如今,中国生育率位居全球最低之列,外界普遍预期中国将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以求摆脱低生育陷阱。 中国确实正朝这个方向前进。 为便利结婚,中国今年5月放宽规定,允许新人在全国任何地点办理结婚登记,不再受限于户籍地。 这项政策目前已显现成效:2025年第三季度结婚数较去年同期增加22.5%。

但这种正面效果恐怕稍纵即逝。 2021年中国离婚夫妻实施强制冷静期时,也出现过类似现象:离婚数从2020年的434万降至2021年的284万,但2024年又回升至351万,2025年前三季更比去年同期增加6%。 随着生育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男性人口长期过剩,结婚数在短暂回升后,终将重返下滑趋势。


此外,中国近日宣布对每名3岁以下儿童提供每年3.600元人民币育儿津贴。 然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这类津贴难以产生明显效果。 日本提供更为丰厚的津贴,却也未能阻止、更遑论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

外界越来越担忧,一旦鼓励措施无效,中国可能诉诸强制手段。 但这类担忧几乎可以确定是多虑了。 政府固然可以透过强制节育或堕胎来降低出生率,却无法强迫人们结婚、怀孕或接受生育治疗。

若强迫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势必会造成更多弃婴,而政府将必须负责照顾这些孩子,可能长达数十年。 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连推动生育政策所需的财政资源都捉襟见肘,更无力承担照顾日益增加的弃婴。


在实施一胎化政策期间,避孕成为日常必需品,避孕用品也被列为免税品,如今中国避孕用品的使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自2026年元旦起,保险套等避孕产品将被移出免税清单。 在需求如此稳定的情况下,一旦禁止避孕势必引发强烈民怨。

同样地,尽管中国政府呼吁减少“非医疗必要”的人工流产,但不太可能直接禁止堕胎(或甚至是像美国部分地区那样大幅地限制接受堕胎)。 中国社会经历数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加上长期以堕胎作为人口控制手段(有时甚至强迫进行),使中国民众成为全球最能接受堕胎手术的群体。 即使是在一胎化政策正式结束的四年后,也就是2020年时,仍有43%的妊娠被终止。


禁止堕胎不仅会遭遇激烈反抗,也将徒劳无功,只会使堕胎转向地下化。 在实施一胎化政策的36年间,大量医生接受堕胎训练,甚至乡镇诊所都能提供这项手术。 尽管中国政府一直禁止性别选择堕胎,但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每100名女婴对应120名男婴,显示非法堕胎极为普遍。

虽然全国层面不太可能推出强制促生措施,但部分地方政府却仍可能会不择手段,特别是以过度积极执行政策闻名的山东省。 例如,为响应1991年的“一票否决”政策,山东省部分县市曾推行“百日无新生儿”运动。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5–9岁儿童数量约为10–14岁人口的72%,但山东省暴跌至47%; 其中东平、宁阳、肥城等县的比例更只有25%、23%和19%。

这次山东或许只能在数据上灌水,但这也并非首次。 2013年中国推行选择性“单独二孩”(即夫妇若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山东虽仅占全国人口的7%,却占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二孩”申请。 然而这些申请并未转化为活产,山东的出生率在2015年反而下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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