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精心撤退後世紀大博弈才顯出最冷酷一面

2025-12-19 | 來源: 文化縱橫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職典禮當天簽署行政令，啟動美國“二次退群”《巴黎協定》的程序。八年前的歷史情景再次重演，而這一次，美國不僅再度抽離全球氣候治理的責任框架，還伴隨對國際開發署（USAID）的大規模裁撤，使原本脆弱的南方國家氣候援助體系驟然陷入真空。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清潔能源，到拉美的雨林保護，無數以脆弱生態系統為支撐的項目可能因資金斷裂而戛然而止。氣候治理本已碎片化的全球格局，如今正面臨更加尖銳的“領導力缺席”與“責任再推諉”。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並非美國的單次退出，而是圍繞整個國際氣候治理體系中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一套以北方國家知識體系、技術路徑和制度標准為核心的“發展知識霸權”，正在重塑全球南北之間的權力關系。

這篇文章揭示了一個常被全球氣候政治的宏大敘事所掩蓋的事實：南方國家不僅在歷史排放責任上處於不公平位置，更在科學知識生產、技術路徑選擇與規則制定權上長期被“計算”、被規訓。從IPCC高度集中於英美學術體系的知識結構，到《京都議定書》CDM機制中衍生出的綠色攫取，再到《巴黎協定》後以透明度規則、核算方法、碳中和時間表等技術標准構成的隱性權力網絡，北方國家通過“科學中立”與“技術客觀”之名，構築起新的全球氣候治理秩序。而這一秩序將南方國家的工業化訴求、土地制度與生計實踐壓縮進單一的碳計算體系之中，使發展權在減排規范的外衣下不斷被削弱。

在新的過渡時代，全球南方並非無力反擊。無論是“公正轉型”的崛起、南南合作知識體系的重建，還是“損失與損害基金”的制度突破，南方國家正在爭取從“被治理者”向“治理塑造者”的轉位。本文正是在這一歷史臨界點上，提出了對全球氣候治理結構性不平等的系統批判，並為全球南方可能的“知識突圍”提供了理論與現實的坐標。

被?“計算”的全球南方：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發展知識霸權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總統就職典禮當天簽署首批行政令，宣布啟動美國第二次退出《巴黎協定》的程序。此舉與八年前的歷史如出一轍，2017年6月1日玫瑰園演講台前，特朗普第一次“退群”宣告，曾讓美國在國家自主貢獻清單上留下長達四年的氣候承諾真空期。同年2月，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官方網站更新通告：“從2月7日晚上11點59分開始，全球直接雇用的員工面臨‘行政休假’。”

大麻行業密集游說後,特朗普下調大麻管制等級

盧拉打算給特朗普打電話,為美國和委內瑞拉說和

川普宣布:全面暫停「綠卡樂透」抽簽制度

作為全球最大的雙邊發展援助機構，USAID裁撤行動導致其年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數億美元氣候援助贈款陷入斷流，這一變化可能導致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清潔能源轉型、拉丁美洲的森林保護等多個地區項目面臨暫停或終止。隨著美國頻繁退出《巴黎協定》並裁撤國際開發署，一系列政策調整正在重塑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當下的國際治理體系正面臨“北方國家責任推諉，南方國家話語權缺位”的困境，一方面，以北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出現領導力真空和治理碎片化等問題；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國家雖然積極通過南南氣候合作機制尋求制度性突破，但整體話語權仍然不足。處於新舊治理秩序交替的關鍵階段，全球南方國家正迎來重構全球氣候治理權力結構的歷史契機。

與其他環境議題相比，氣候變化問題雖較晚被納入全球議程，卻在短短數十年間迅速上升為兼具科學復雜性、政治博弈性及倫理爭議性的核心國際議題。推動這一轉變的關鍵動力之一，是北方國家通過科學官僚體系與技術路徑所構築的發展知識霸權。前者借助制度化的氣候知識生產與治理規則輸出，確立了北方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議題中的定義權與話語主導地位；後者則通過技術標准、專利制度與融資機制，強化了南方國家對北方國家技術體系的依賴結構，從而深刻影響國際氣候合作的方向及發展權的全球分配格局，甚至進一步加劇了國家間在發展機會與路徑上的不平等。在這種知識霸權的塑造下，北方國家往往通過與南方國家開展碳排放交易項目等氣候合作，實現對其歷史積累排放的合理化與再合法化，而南方國家的工業化訴求卻在主流氣候治理語境中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

基於此，本文以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知識霸權”邏輯為主線，從北方國家科學官僚體系構建、技術路徑控制以及南方國家的知識突圍三個維度出發，解析國際氣候合作框架下的南北國家互動過程，探討全球南方如何通過實踐智慧與制度創新，重構全球氣候治理權力分配體系。

▍氣候知識霸權的形成：從科學體系到國際制度（一）北方國家主導的氣候科學體系與全球南方知識的邊緣化

全球氣候科學研究的認知體系初步形成於20世紀後半葉，其演進過程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早期氣候科學研究主要由歐美科研機構的學術興趣驅動，討論重點集中在全球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測量的基礎科學問題上。直至1988年，世界氣象組織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共同發起並設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標志著氣候科學知識體系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首次建制化和體系化。該機構的設立不僅使氣候變化問題成為國際氣候治理的核心議題，還為全球氣候科學的標准化、系統化評估提供了制度化平台。IPCC通過三個工作組，分別專注於氣候變化的物理科學基礎、影響評估和應對策略的研究，每5~6年發布一次綜合評估報告，逐步構建了全球氣候變化知識網絡，並為全球氣候變化共識的達成奠定基礎。自1990年首次發布以來，IPCC評估報告已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科學依據，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和政策建議，並在引導國際氣候談判和促進全球合作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