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特朗普精心撤退后世纪大博弈才显出最冷酷一面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就职典礼当天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二次退群”《巴黎协定》的程序。八年前的历史情景再次重演，而这一次，美国不仅再度抽离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框架，还伴随对国际开发署（USAID）的大规模裁撤，使原本脆弱的南方国家气候援助体系骤然陷入真空。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清洁能源，到拉美的雨林保护，无数以脆弱生态系统为支撑的项目可能因资金断裂而戛然而止。气候治理本已碎片化的全球格局，如今正面临更加尖锐的“领导力缺席”与“责任再推诿”。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美国的单次退出，而是围绕整个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一套以北方国家知识体系、技术路径和制度标准为核心的“发展知识霸权”，正在重塑全球南北之间的权力关系。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常被全球气候政治的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事实：南方国家不仅在历史排放责任上处于不公平位置，更在科学知识生产、技术路径选择与规则制定权上长期被“计算”、被规训。从IPCC高度集中于英美学术体系的知识结构，到《京都议定书》CDM机制中衍生出的绿色攫取，再到《巴黎协定》后以透明度规则、核算方法、碳中和时间表等技术标准构成的隐性权力网络，北方国家通过“科学中立”与“技术客观”之名，构筑起新的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将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诉求、土地制度与生计实践压缩进单一的碳计算体系之中，使发展权在减排规范的外衣下不断被削弱。

在新的过渡时代，全球南方并非无力反击。无论是“公正转型”的崛起、南南合作知识体系的重建，还是“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制度突破，南方国家正在争取从“被治理者”向“治理塑造者”的转位。本文正是在这一历史临界点上，提出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性不平等的系统批判，并为全球南方可能的“知识突围”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坐标。

被?“计算”的全球南方：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发展知识霸权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当天签署首批行政令，宣布启动美国第二次退出《巴黎协定》的程序。此举与八年前的历史如出一辙，2017年6月1日玫瑰园演讲台前，特朗普第一次“退群”宣告，曾让美国在国家自主贡献清单上留下长达四年的气候承诺真空期。同年2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官方网站更新通告：“从2月7日晚上11点59分开始，全球直接雇用的员工面临‘行政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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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USAID裁撤行动导致其年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数亿美元气候援助赠款陷入断流，这一变化可能导致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清洁能源转型、拉丁美洲的森林保护等多个地区项目面临暂停或终止。随着美国频繁退出《巴黎协定》并裁撤国际开发署，一系列政策调整正在重塑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当下的国际治理体系正面临“北方国家责任推诿，南方国家话语权缺位”的困境，一方面，以北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出现领导力真空和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虽然积极通过南南气候合作机制寻求制度性突破，但整体话语权仍然不足。处于新旧治理秩序交替的关键阶段，全球南方国家正迎来重构全球气候治理权力结构的历史契机。

与其他环境议题相比，气候变化问题虽较晚被纳入全球议程，却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上升为兼具科学复杂性、政治博弈性及伦理争议性的核心国际议题。推动这一转变的关键动力之一，是北方国家通过科学官僚体系与技术路径所构筑的发展知识霸权。前者借助制度化的气候知识生产与治理规则输出，确立了北方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中的定义权与话语主导地位；后者则通过技术标准、专利制度与融资机制，强化了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技术体系的依赖结构，从而深刻影响国际气候合作的方向及发展权的全球分配格局，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国家间在发展机会与路径上的不平等。在这种知识霸权的塑造下，北方国家往往通过与南方国家开展碳排放交易项目等气候合作，实现对其历史积累排放的合理化与再合法化，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诉求却在主流气候治理语境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

基于此，本文以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知识霸权”逻辑为主线，从北方国家科学官僚体系构建、技术路径控制以及南方国家的知识突围三个维度出发，解析国际气候合作框架下的南北国家互动过程，探讨全球南方如何通过实践智慧与制度创新，重构全球气候治理权力分配体系。

▍气候知识霸权的形成：从科学体系到国际制度（一）北方国家主导的气候科学体系与全球南方知识的边缘化

全球气候科学研究的认知体系初步形成于20世纪后半叶，其演进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早期气候科学研究主要由欧美科研机构的学术兴趣驱动，讨论重点集中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测量的基础科学问题上。直至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并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标志着气候科学知识体系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首次建制化和体系化。该机构的设立不仅使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气候治理的核心议题，还为全球气候科学的标准化、系统化评估提供了制度化平台。IPCC通过三个工作组，分别专注于气候变化的物理科学基础、影响评估和应对策略的研究，每5~6年发布一次综合评估报告，逐步构建了全球气候变化知识网络，并为全球气候变化共识的达成奠定基础。自1990年首次发布以来，IPCC评估报告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科学依据，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并在引导国际气候谈判和促进全球合作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