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所有的時代:美國年輕人與未來政治的轉折點

2025-12-02 | 來源: 印象與邏輯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過去十年，美國公共討論的焦點一直放在民主衰退與政治極化。然而在這些宏大敘事的背後，一個更深層、也更具決定性的結構性變化正在緩慢累積，那就是年輕人的集體困境。

這一代人的情緒並不是青春期的不滿，而是一種現實形成的制度性疲憊。他們所面對的，是經濟結構的轉向、科技革命的沖擊、階層流動的收縮，以及一個難以兌現承諾的政治體系。年輕人的未來變得模糊，不只是文化環境變化，而是社會基礎邏輯本身正在松動。

上一代人很難想象“努力會失效”。大學文憑曾意味著穩定工作，而穩定工作又自然通向中產階級生活。制度在他們身上運作順暢。經濟擴張提供了上升空間。

然而 Z 世代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大學文憑不再提供確定性，入口崗位減少，企業不斷削減新人培訓。被壓縮的往往首先就是年輕勞動力。

許多年輕人因此畢業即進入就業市場的真空層。學歷和能力並未減少，但現實能提供的機會卻越來越有限。一位青年保守派活動者曾感歎，他所有名校畢業的朋友幾乎沒有找到真正對口的工作。雖然不必將其視為普遍規律，但這種結構性焦慮正在擴散。努力與成果之間的聯系不再穩固。

生活成本使這種壓力進一步加劇。住房最為典型。首次購房者的平均年齡逼近四十歲，意味著家庭形成周期被整體延後。主要城市房租連年上漲，醫療成本居高不下，食品與能源支出的比重不斷增加。即便擁有正職工作，年輕人仍難以達到上一代視為基本底線的生活穩定。

工資增長的緩慢，讓他們對未來的規劃能力不斷收縮。購房、婚姻、生育這些傳統人生階段，往往需要謹慎斟酌，而不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

人工智能的興起帶來新的挑戰。AI 跳過體力勞動崗位，直接切入白領入口。咨詢、媒體、法律輔助、會計、程序設計等行業的新人崗位受到擠壓。企業更傾向使用機器而非培訓新人。職業階梯的底端因此變得脆弱甚至消失，職業路徑的連續性也受到影響。

在經濟與科技雙重壓力下，年輕人對制度的信任出現明顯下降。他們看到的是一個難以在可見層面改善生活的政治體系。政策爭論流於表面，治理能力持續遲滯。這些因素讓許多年輕人懷疑制度是否仍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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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民調顯示，Z 世代對美國民主制度的強烈認同感持續走低。這並不等於他們傾向威權，而是對制度功能本身產生懷疑。

政治世代的斷層進一步加深了這種疏離。2026 年中期選舉後，大批資深議員將退休，帶走國會重要的制度記憶。熟悉預算結構、立法流程與化解僵局方法的人越來越少。社交媒體時代的新興政治人物善於制造聲量，卻未必具備治理復雜體制的能力。

年輕人望向華盛頓時看到的，是經驗不足的權力結構與情緒化上升的政治文化。他們難以從政治人物身上看到理解，也難以從制度運作中看到希望。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年輕人的迷茫不只是文化現象，也不僅是代際問題，而是一種結構性現實。他們受到生活成本、科技變革和制度遲滯等多方壓力。許多人仍然努力，也關心公共事務，但努力與成果的關聯性變得不如過去明確。政治並未被他們拒絕，而是難以提供可信的解決方案。

這一代年輕人的境遇，是美國未來的縮影。如果社會無法為他們提供合理的上升通道，將失去的不僅是勞動力與創新能力，也可能動搖制度本身的正當性。年輕人的信任，是政治體系長期運作的重要基礎。一旦削弱，制度就會逐漸空心化。

年輕人的退場常常是制度衰老的信號，他們的困境也常常意味著社會結構的壓力正在累積。美國能否在未來十年重新凝聚信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代年輕人是否仍願意相信生活值得期待、制度值得信賴、未來仍有空間。

查理·柯克生前曾多次提醒共和黨高層，年輕人的政治選擇正在變得流動。2024 年他們將選票投向共和黨，部分源自對現狀的不滿。這種情緒若得不到回應，也可能在 2026 年以新的形式表達。特別是年輕男性，他們的政治態度變化迅速，也更容易引發群體效應。若政治無法提供實質性回應，他們的支持隨時可能重新排列。

川普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與馬姆達尼的會面中，他展現出少有人具備的政治敏銳感。這種判斷力使他能夠更早捕捉社會情緒的走向，也意識到未來的政治競爭不必集中在意識形態，而在於能否讓年輕世代重新看到希望、機會和路徑。對於他而言，回應年輕人正在承受的現實壓力與心理負荷，正成為新的國家議題。

這一代年輕人並非政治舞台的觀眾，而是未來國家秩序的承擔者。當代美國的經濟張力、制度負荷與社會情緒，都將在他們身上反映最直接的結果。歷史一再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更新或衰退，往往始於最年輕的一代對制度信念的變化。當信念開始松動，制度本身也會隨之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