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富二代有三个硕士文凭,却在大理流浪,月花100元

2025-12-02 | 来源: 谷雨实验室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2017年，赵典在巴黎高等商学院

他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忍受。在巴黎时，他决定“再给世界一次机会”。他去奢侈品公司，负责收集各个市场的消费者情报，又做成PPT交给领导。他依然做不到，一些本来要做两个月的项目，他一个月就不想做了，领导对他不满，甚至向学校反馈差评。但没办法，他只觉得压抑和乏味。而他的同事们不一样，他们本就是奢侈品的消费者。随之而来的是自我怀疑，问题只出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没有工作能力。”他说。

他痛苦极了。他又一次失败了，更深刻的失败是，类似的失败不断重复。他无法适应每个人都能适应的世界，像是一种残疾。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迈出家门，虽然内心依然深信应该继续找工作，但他甚至无法打开投简历的网页。他待在合租的房子里，室友是对外国人敬而远之的本地人。他和同学联系很少，后来他回忆，不是不愿意，而是自己“没有能量”。疫情恰巧把他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他只能没日没夜打游戏，“那时候一天有26个小时”——因为每天都比昨天晚睡两小时，直至平白多出一天。只在饿得快死掉的情况下吃顿饭。

游戏疯狂打了三个月，他放纵自己跌落谷底，“每一天都知道自己想要更差一点”。但现在回想起来，他并不认为这段时间是荒废的。沉沦让他卸下了某些沉重的东西，不管学业、工作、父母的压力，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他不在乎了。“反而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是有一些可能性的。”他说。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他“刷新世界观”的事。当时他依然抱着重返社会的执念，但大幅降低了标准，“最基本的工作，我可以挑战一下。”他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当了服务员。在中餐馆，赵典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切菜、码菜，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扛进仓库。他每天从上午9点站到晚上7、8点，同事们密切合作，你和面我炒菜，一个碗一个菜一份肉，及时反馈，细小却实在。他感到身体劳累，但精神“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愉悦，特别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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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可能预想到，原来洗碗会这么开心。”赵典说。在大理古城的一家华莱士里，他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整齐的大白牙。“（切菜的时候）你没有烦恼，没有那些负面情绪，很心流的感觉。”“（对于洗碗这样的工作）别人都说你是个很失败的人，做的应该是非常‘凄惨’的事，但比我所有的工作都开心。”

最初还有些面子上的掣肘，中餐馆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他总是背身面对顾客，不希望被人认出来，“但洗着洗着就把包袱洗掉了。”他说。再后来，2023年他回到国内，在成都民宿里铺床，到川西做义工，洗马桶。他略有不适，但随即意识到，这种不适源于自己身上也带着社会对“洗马桶、扫大街”这类工作的歧视。

他去了遥远的地方，身上的背包越来越重，心里的包袱却越来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