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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私有是一個民族最深重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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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人類文明史中無數血淋淋的事實,都在為這句箴言寫下注腳。玩弄權力政治,從來都不是簡單的個人腐敗,而是足以動搖國本、踐踏人性的最大之惡。

權力如何異化為“最壞的惡”?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這座千年帝國的心臓被蠻族鐵蹄踏碎時,聖哲羅姆在伯利恒的修道院裡哀歎:“照亮世界的燈熄滅了。”但羅馬的衰亡並非一日之功。早在帝國鼎盛時期,歷史學家塔西佗就犀利地指出:“權力欲在人們心中越是根深蒂固,它就越是渴望得到滿足。”

權力本應是公共福祉的守護者,卻在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異化的悲劇。古希臘哲人柏拉圖曾夢想“哲人王”統治的理想國,晚年卻在《法律篇》中無奈承認:“絕對的權力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場致命的考驗。”他的學生亞裡士多德更直白地斷言:“人一旦脫離法律和正義,就是最壞的動物。”

這種異化在中國歷史上同樣觸目驚心。明末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陳:“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當皇帝視天下為私產,百官成為家奴,權力便從公共責任墮落為私人欲望的工具。

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警告穿越時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從羅馬的暴君尼祿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治,從明朝的魏忠賢到當代的獨裁者,歷史反復證明: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

當國家公器淪為私器


1933年,德國國會大廈燃起熊熊烈火。希特勒借此機會通過《授權法》,完成了從民主到獨裁的“合法”轉變。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後來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分析道:“極權統治的本質,在於將一切政治機構轉變為傳達領袖意志的傳聲筒。”

這種權力私有化的過程往往披著“國家利益”的外衣。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的名言至今振聾發聵:“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他進一步闡釋:“歷史並非由道德力量驅動,而是由不斷增長的權力意識推動。”


中國歷史長卷中,秦朝的興衰提供了絕佳案例。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秦始皇“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通過嚴刑峻法將天下權力集於一身。結果是“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強大的秦帝國僅存15年便土崩瓦解,正是權力極端私有化的必然結局。

中國歷史的長廊中,明末的黨爭亂象也堪稱權力政治禍國殃民的典型標本。萬歷年間起,東林黨與齊、楚、浙三黨為爭奪內閣控制權,將朝堂變為角斗場,他們爭論的不再是治國方略,而是如何羅織罪名打壓異己。

陝西大旱時,地方官員為迎合京中派系需求,不僅不減免賦稅,反而加大盤剝力度以充作“政治獻金”,導致流民四起。當時的奏疏記載:“民有父子相啖者,有闔門自縊者”,而京城的官員們仍在為誰能入閣輔政爭論不休。

現代社會的權力濫用雖少了幾分古代的暴戾,卻多了幾分隱蔽性。美國學者戴維·科頓在《權力的陷阱》中記錄了上世紀八十年代菲律賓馬科斯政權的腐敗細節:馬科斯夫婦通過修改海關條例、操控土地審批等方式,將國家資源源源不斷轉入私人賬戶,其妻子伊梅爾達的鞋櫃中收藏著三千多雙名牌皮鞋,而當時菲律賓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處於饑餓線以下。

更令人齒冷的是,當台風引發洪災時,馬科斯政府竟將國際援助的救災物資囤積起來,作為換取政治支持的籌碼,導致數萬災民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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