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向卡特放狠話背後大陸版柏林牆的真相

2025-11-14 | 來源: 胡平看中國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2025年11月9日，是柏林牆倒塌36周年。1989年11月9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就在這一天，柏林牆倒塌了。我們知道，東德共產黨統治可以說是讓難民潮沖開缺口的。東德和西德本來就是一個國家，兩邊的居民屬於同一個民族，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化和習俗。西德的面積是東德的兩倍半，西德方面始終敞開胸懷接納每一個來自東德的同胞。因此，從東德共產黨建政第一天起，就有大量東德民眾逃往西德。柏林牆建成後，仍然有很多東德民眾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到了1989年，東德政府不得不放松邊境管制，於是，千千萬萬的民眾越過邊境投奔西德。至此，東德共產黨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很快就垮台了。

深圳的逃港偷渡潮

中國也有難民潮。因為在大陸旁邊還有三個華人的社會——台灣、澳門和香港。台灣有海峽天塹相隔，常人只能望洋興歎；於是，只有澳門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國的難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仆後繼，英勇悲壯，並不亞於柏林牆。

1997年，兩個深圳人創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位老人是指鄧小平。“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是指在廣東深圳創辦特區。

如今，創辦深圳特區一事被說成是鄧小平的高瞻遠矚，神來之筆。其實，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來的。

官方也承認，自中共建政以來，深圳——僅僅是深圳——發生過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後，反右運動後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饑荒時期，一次外逃1.9萬人。第三次1972年，2萬人。第四次1979年，撤縣建市初期，參與越境7萬人，最後外逃3萬人，而當時的寶安縣全縣的勞力才只有1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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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4次大逃港事件發生的時間看，前3次都發生在政治壓迫特別嚴厲、經濟形勢特別惡劣的時期。可見逃港者是為了躲避迫害，尋求自由，躲避貧困，尋求富裕。唯有第4次例外。按說，1979年的中國，政治上相對寬松、經濟上開始活躍，各方面都在朝好處轉變。為何偏偏在這時逃港者的數量激增？原因就在於，正因為當局放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於嘗試的人就大幅增加。

柏林牆建成後，仍然有很多東德民眾冒著生命危險翻越柏林牆。（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廣東深圳的邊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萬來自廣東各地和寶安城鄉的民眾，形成數十條凶猛的洪流撲向邊境線，邊防軍人束手無策，向天鳴槍示警也沒有用，幾個哨位一下子被爭先恐後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來在幾天前廣東各地城鄉廣泛流傳一個謠言說：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3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邊防將在當日“大放河口，容許大家自由進入香港。”於是，成千上萬群眾幾乎在同一時間湧向邊境，在長達6公裡的邊防和海防線正面，實施了人海戰術式的中間突破，來勢洶洶，實在駭人。倉皇中，離鄉背井的人們滿懷心事、一臉淚光，拖兒帶女步履踉蹌地越過邊界，任憑前來阻擋的邊防軍人和幹部們千呼萬喚也不肯回頭。翌日，1979年5月7日，長達20公裡的海面上，漂浮起數百具屍體，喧鬧的邊境突然萬籟俱寂。

有兩個小例子很說明問題。深圳南端的沙頭角鎮有5000多人，30年間向香港流動累計1萬人，等於是兩個鎮的人數。深圳有個羅芳村，河對岸的新界也有個羅芳村。兩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來沒有羅芳村，居住在這裡的人竟然全是從深圳的羅芳村逃過去的。60、70年代，當地公安的主要任務就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從中央到地方，嚴防死守，保持高壓狀態。但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30年間，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的逃港人數到底有多少？迄今沒有准確數字，官方數據說參加外逃的將近12萬人次，逃出的6萬。一位名叫劉寶樹的當地老人估計，外逃成功的有30萬，參加外逃的不下於1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