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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为什么"知识企业家"如此重要?

为什么“知识企业家”如此重要？——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文明性增长

作者：赵晓一、从“增长”到“文明性创新增长”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布，是人类经济增长思想的一次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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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并非简单地在研究“经济增长”，他们揭示了增长的本质是一种文明机制：

技术只是表层，真正推动持续繁荣的，是知识、制度与信念所构成的文明程度。

他们的研究让人们看到，经济学对增长的认识，已经走过了至少五个阶段：

• 1️、投入驱动——以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为代表，强调储蓄、投资与资源动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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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技术驱动——以索洛（Robert Solow）模型为代表，强调生产效率与外生技术进步；随后，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转化为企业研发与知识积累的结果；再到阿吉翁与豪伊特（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建立的“创造性毁灭”模型，揭示创新是一个旧事物不断被取代、新事物持续诞生的动态循环——增长不再是静态积累，而是制度化的创新过程。

• 3️、结构驱动——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为代表，强调产业结构转型，突出从“增长”走向“发展”的过程：经济进步不仅是数量的扩张，更是社会结构与人力资源的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迁移、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跨越。

• 4️、制度驱动——以诺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为代表，突出产权、法治与包容性制度对增长的决定作用；

• 5️、文明性增长（Civilizational Growth）——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等人为代表，揭示文化、信念与文明环境对创新与持续繁荣的深层驱动。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莫基尔的《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这一路径强调：

现代经济增长不仅源于制度激励，更根植于一种文明心智——即相信理性、尊重知识、容忍异见、追求真理的社会大环境。

文明性增长的核心，不在资本多少，而在社会是否形成一种尊重真理、鼓励创新、包容破坏、约束权力的文化生态。

这正是莫基尔所称的“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