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為什麼"知識企業家"如此重要?

2025-10-31 | 來源: 曉觀天下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為什麼“知識企業家”如此重要？——從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談文明性增長

作者：趙曉一、從“增長”到“文明性創新增長”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布，是人類經濟增長思想的一次分水嶺。

瑞典中央銀行2025年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1]

獲獎者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與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並非簡單地在研究“經濟增長”，他們揭示了增長的本質是一種文明機制：

技術只是表層，真正推動持續繁榮的，是知識、制度與信念所構成的文明程度。

他們的研究讓人們看到，經濟學對增長的認識，已經走過了至少五個階段：

• 1️、投入驅動——以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模型為代表，強調儲蓄、投資與資源動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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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技術驅動——以索洛（Robert Solow）模型為代表，強調生產效率與外生技術進步；隨後，保羅·羅默（Paul Romer）提出內生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轉化為企業研發與知識積累的結果；再到阿吉翁與豪伊特（Philippe Aghion & Peter Howitt）建立的“創造性毀滅”模型，揭示創新是一個舊事物不斷被取代、新事物持續誕生的動態循環——增長不再是靜態積累，而是制度化的創新過程。

• 3️、結構驅動——以劉易斯（W. Arthur Lewis）、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為代表，強調產業結構轉型，突出從“增長”走向“發展”的過程：經濟進步不僅是數量的擴張，更是社會結構與人力資源的轉化——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遷移、從低生產率向高生產率的跨越。

• 4️、制度驅動——以諾斯（Douglass North）和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等人為代表，突出產權、法治與包容性制度對增長的決定作用；

• 5️、文明性增長（Civilizational Growth）——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與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等人為代表，揭示文化、信念與文明環境對創新與持續繁榮的深層驅動。

從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莫基爾的《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這一路徑強調：

現代經濟增長不僅源於制度激勵，更根植於一種文明心智——即相信理性、尊重知識、容忍異見、追求真理的社會大環境。

文明性增長的核心，不在資本多少，而在社會是否形成一種尊重真理、鼓勵創新、包容破壞、約束權力的文化生態。

這正是莫基爾所稱的“增長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