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成英特尔最大股东,暴露一种新战略逻辑

2025-08-27 | 来源: 冰川思想库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这是非危机背景下，美国政府第一次以股东身份介入高科技产业。自由与干预的边界，仿佛被轻轻推开。

撰文丨一娴

8月22日，美国财政部罕见地出现在英特尔的股东名册上：9.9%的股份，近89亿美元的资金，再加一份5年期的认股权证。由此，美国联邦政府成为英特尔的最大股东。

对一个以“自由市场”自居的国家来说，这一幕无疑令人意外。

但背后的理由并不复杂。英特尔不仅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关键节点，还是美国军工体系、人工智能运算、能源与通信安全的战略支柱。换句话说，它被视为“不能失败”的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美国政府不再用“市场失灵”“企业破产”这些传统理由介入，而是用“国家安全”来正当化股权干预。这是一种新的逻辑，它把经济竞争直接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也因此改变了人们对自由市场边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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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市场自由是一种信仰，一块镶嵌在制度殿堂里的基石。亚当·斯密的影子在每一次政策辩论中若隐若现，提醒人们“政府的手必须克制”。纵使大萧条、二战、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接连到来，政府都倾向于通过税收、补贴和金融监管来应对，极少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企业的股东册。

英特尔不同，它不是濒临倒闭的克莱斯勒，不是金融危机里的通用汽车，而是半导体的标志性企业。如今，美国政府以“非救助”的理由入股，不再是临时托管，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参与。这是非危机背景下，美国政府第一次以股东身份介入高科技产业。自由与干预的边界，仿佛被轻轻推开。

有人调侃：“这不是美国版的‘公私合营’吗？”不是“国有化”吗？“美国的自由市场理想褪色了”……在中国语境里，这些意味深长的词汇，让人浮想联翩。

有人甚至反问：“美国还是自由市场经济吗？”——这种夸张的疑问，说明了美国财政部入股英特尔的特殊性。至于这是否会撼动美国自由市场的根基，还需要放到历史与制度的脉络中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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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政府一旦进场救企业，总是强调“临时客串”。

1979年，为了救克莱斯勒，美国政府提供了15亿美元联邦贷款担保，并附加严格的自救条件。最终，克莱斯勒提前还清贷款，成为制度“例外”的成功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一度以注资495亿美元换取持有通用汽车61%的股份；同年，AIG被接管，美国财政部成为大股东。但随着危机散去，这些股权最后悄然卖回市场，美国政府恢复旁观者身份。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大而不能倒”的“两房”（房利美、房地美）。2008年金融危机中，它们濒临破产被美国政府接管，本意是“临时措施”，结果一“临时”就是17年，期间利润上缴美国财政部。尽管近年一直在讨论私有化，但仍停留在争论阶段，“两房”被视为美国“半国有化”的企业。

而英特尔并没有到生死一线，却被视为“不能失败”的战略资产。这种股东身份带来新的疑问：人们担心，从此，凡是冠上“国家安全”的产业，美国政府是否都可能顺理成章地持股？——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谁能保证它只飞出一只小鸟。

资本市场也随之产生担忧：英特尔靠的是研发突破，还是美国财政部的兜底？如果答案越来越模糊，那么市场自由的信念就会动摇。魔盒的可怕之处，不是灾难瞬间降临，而是温水煮青蛙般地，让秩序悄然松动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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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并非没有防线。

第一道是司法。1952年朝鲜(专题)战争中，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保障军工生产，下令国有化全美钢铁厂，把它们交给联邦政府运营。结果美国最高法院在扬斯敦钢铁公司诉索耶案（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又译“杨斯顿钢铁公司总统权限案”）中，以6:3判决总统违宪，强调行政权不能凌驾于国会立法和私有产权之上。这个判例成为美国司法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它关住了“总统不可随意接管企业”的闸门。

第二道是历史惯例。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刻，美国财政部短暂接管通用汽车和AIG，也都以“临时救助”为前提。随着危机缓和，这些股权陆续抛回市场，美国政府恢复旁观者身份。正因如此，美国社会习惯了把这些举动看成是“破例”，而不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