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學者呼吁:不能繼續讓精神病成為"免死金牌"

2025-08-13 | 來源: 觀察者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而在科學的論證上，我們並不能總是把某種觀點作為一種先驗一般不可動搖。如同即便作為自然規律定理定律一樣存在的母子關系認定的“自然分娩主義”，都隨著基因母、分娩母的分離而開始出現了動搖一般，任何法律關系乃至權利義務都是一個變動的概念，會隨著科學發展、民意變動等等而存在外延的伸縮浮動。

對待精神病人是不是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問題上，其實可被質疑的問題點非常之多。

第一，對於何為精神病，其具體的評價是有門檻的，而且不為公眾所簡單掌握。這種評價方法的科學性是不是達到刑事法律的要求，無論是立法者還是司法者是不是能夠接受，其實是存在質疑的空間的。就好比測謊作為一種統計學工具，因為其科學性的不足被排除出了刑事案件直接證據的范疇一樣，精神病認定中是否同樣存在統計學或其他非科學化的手段，是難以被完全排除懷疑的。

第二，刑事責任免除和減輕的考量中，不可避免存在一個法益的平衡和加害人挽救可能性的考慮。以未成年人為例，之所以有所免除和減輕，是考慮到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較之成年人更加非理性，其還有挽救的可能性，也能通過替代性的方法進行重新教育。在這些基礎之上，作為“公益訴訟”的刑事訴訟，在整體利益不減等的基礎上，認定繼續挽救能夠使得整體社會利益得到提升，進而對未成年人犯罪人員進行減輕和免除刑事責任是存在和理性的。

但是，倘若沒有替代性的手段，對於能夠完全免除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是不存在相似的再挽救和再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對他們的免除對整體社會利益的修復沒有任何增長的空間。唯一的障礙就是內心過不去的道德感，從法解釋論上是完全存在將精神病人解釋進承擔刑事責任的空間的，甚至，這句話本身就陷入了“精神病人免責”這個前提之後的悖論，因為，“精神病人免責”並不是最初始的邏輯，“殺人償命”才是。本就應該支持“精神病人免責”進行更嚴密的論證將精神病人解釋出免責范圍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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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萬步，在接受現行法將精神病人推出責任承擔范圍之外的現狀下，我們來到第二個問題：“如果他不承擔責任，那麼誰來承擔責任？”

這裡的誰來承擔責任不是民事責任，“殺人償命”追求的從來不是“殺人賠錢”，這裡的責任應該聚焦到刑事責任上。毫無疑問，監護人成為了可能的刑事責任承擔的對象。這裡的刑事責任承擔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替代或者說連帶承擔精神病人所犯刑事罪名的責任，一種則是因為監督管理失責之後的責任。

在第一種情形下，如果能夠查明存在監護人故意將精神病人向被害人實施加害行為的，那從間接正犯的視角，可以將監護人直接納入本罪之中。而即便是疏忽大意存在過失，也有類似的飼養的犬只咬死咬傷他人後，主人被定過失致人死亡的判例（2025陝05刑終55號）。

而且我們如果回到民法典侵權編中，第1188條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監護人承擔侵權責任。從這一條文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在民事侵權領域，監護人已經不是承擔侵權的補充或是替代責任了，而直接承擔侵權責任本身。這一顯然對法律關系責任承擔的突破，很難說在將來沒有進入到特定刑事領域的可能性。

而第二種情形則更具有在當前法治環境下發展的可能性，即監護人雖然不需要承擔例如故意殺人本罪的刑事責任，但因為其存在的監護責任，則需要承擔怠於履行監護責任所帶來的刑事責任。無論是刑法138、139的教育設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責任事故罪；還是408以及408之1的環境監管失職罪以及食品、藥品監管瀆職罪，都能給精神病人犯罪的監護人刑事責任承擔帶來指引。

最後的最後，在法律領域，任何一個名詞都是中性詞而不帶褒貶的，其前所冠的定語以及具體的實務操作，才是將其褒貶化的原因所在。所以不是“死刑廢除論”“精神病人免責”才是正確，任何法律制度的生或者滅都必須以貼合當前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的法治觀為基准線，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的、理性的論證和大量的實務經驗的總結才是合理的選擇。一味地牢守從某個教授那學來或從某本書上看來的觀點，以此作為“祖宗家法”，絕不是一個合格的法律研究者甚至法律工作者應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