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流媒體的自我流放 — 媒體失守,真相流亡

2025-08-11 | 來源: 印象與邏輯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在美國政治史上，共和黨總統與主流媒體之間的緊張關系並不新鮮。裡根曾被嘲諷為“演員總統”，小布什則被批成“頭腦簡單的牛仔”。然而，沒有哪一位總統像唐納德·川普那樣，遭遇如此密集、持續、且帶有強烈敵意的媒體攻擊。過去九年間，美國主流媒體對川普的報道幾乎從未松口。這種“川普綜合症”（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不僅重塑了政治敘事，也深刻改變了媒體自身的生態與信譽。

2016年大選夜，川普出乎意料地擊敗希拉裡·克林頓。媒體世界在震驚中短暫地停頓了幾個小時，那是一次罕見的自我反思：“我們怎麼會看走眼？我們是否與美國脫節了？”然而，這段反思期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幾乎不間斷的敵意與否定。媒體對總統保持嚴厲監督是天職，但監督不等於偏見，更不等於以立場取代事實。這條職業底線，在過去的九年裡，被反復沖擊。

最近，兩位在主流媒體工作多年的資深記者——《華盛頓郵報》前“事實核查員”格倫·凱斯勒（Glenn Kessler）與ABC新聞前資深記者特裡·莫蘭（Terry Moran）——離開崗位後，先後在自己的Substack平台上公開談到媒體的立場問題。

凱斯勒在《華盛頓郵報》工作了27年，以“匹諾曹”評級系統聞名。在離開前，他曾建議報社恢復“讀者申訴專員”制度，讓一個相對獨立的崗位專門監督媒體是否公平報道。然而，他在文章中直言，《華盛頓郵報》的讀者群體主要是自由派，其商業模式也依賴這些自由派讀者的訂閱收入。於是，一個“難題”出現了：如何在不流失核心自由派讀者的情況下吸引保守派讀者？凱斯勒的回答是：幾乎不可能。

他甚至坦率地承認，保守派雖然是一個潛在增長市場，但對自由派占絕對多數的《華盛頓郵報》來說，主動爭取保守派讀者，等於要冒失去主要收入來源的風險。換句話說，報紙無法真正做到“中立”，因為中立會傷害商業利益。這不是孤立的觀點，而是主流媒體編輯部中普遍的潛台詞——只是極少有人願意公開說出來。

莫蘭的表述更加直接。他在評論ABC新聞的文化時寫道：“在ABC新聞或其他傳統新聞網絡裡，幾乎沒有人支持唐納德·川普。這必然會影響新聞報道。老牌新聞部門聽不到全國許多人的聲音，因為這些聲音根本不存在於新聞編輯部中。”這不僅是立場問題，更是信息源與議題選擇的結構性偏差。

凱斯勒的坦白和莫蘭的直言，都指向一個核心：新聞公正的危機。

新聞公正（Journalistic Fairness）並不意味著報道必須對各方平均分配篇幅或語氣，而是指記者在收集、驗證、呈現信息的過程中，應當盡最大努力避免讓個人信仰、政治立場或商業利益影響事實的完整呈現。它的核心，是程序上的中立性和方法上的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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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新聞倫理學認為，公正包含三個維度：

1. 信息的全面性：在同一議題中，盡可能呈現各方有代表性的觀點，不刻意省略不利於某一方的事實。

2. 事實的獨立性：信息的來源和驗證必須獨立於被報道方，不能依賴單一陣營的敘事框架。

3. 立場的自覺克制：記者和編輯應當意識到自己難以完全“無立場”，但必須在報道中最大限度地削弱這種傾向，而不是將其包裝成“客觀真理”。

真正的新聞公正，不是站在正中間平均分配好壞，而是讓事實自己站立，即便它會讓某一方不舒服。正如美國新聞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說：“新聞的使命，不是去安慰某個陣營，而是去照亮公眾所處的世界。”

當媒體將“公正”當作營銷標簽而非職業信條，它就變成了選擇性公正。在某些議題中嚴苛挑剔，在另一些議題中輕描淡寫。這不僅背離了新聞的初衷，也讓“公正”淪為另一種立場的外衣。

媒體偏見不僅是職業操守的缺陷，還會產生深遠的政治與社會後果。第一，這是職業失職。媒體作為民主制度的第四權，必須監督所有掌權者、為公眾提供盡可能全面和准確的信息。當一個機構系統性地偏向某一方時，它就放棄了履行這一職責的資格。第二，這是政治反效果。偏見反而幫了川普。許多原本對他個人和政策都有保留的選民，正是因為厭惡媒體的立場化報道而投票支持他，用選票去懲罰這種壟斷敘事。第三，這是信任侵蝕。當主流媒體被大規模視為“不可信”時，公眾對制度本身的信任也會動搖，這種破壞是緩慢但致命的。

凱斯勒的承認也揭示了一個被高層諱莫如深的現實：商業模式會直接塑造新聞立場。過去，《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憑借全國性影響力和多元受眾，能夠維持較高的編輯獨立性。但在數字化沖擊和訂閱制轉型的雙重壓力下，它們越來越依賴核心訂閱群體的忠誠度來維持收入。如果這些核心用戶是自由派，那麼媒體就會傾向於生產迎合他們立場的內容，避免觸犯他們的政治敏感點。這是一種“受眾綁架”——新聞價值被市場邏輯吞噬，公正報道反而成了商業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