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是CIA特务谁炮制出来的谣言?

2025-08-09 | 来源: 上报 | 转到微信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放大缩小 | 收藏 | 打印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如今已是九十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2019年1月，他首次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控习近平是自由社会最危险的敌人，引起不小的骚动。对索罗斯来说，他的指控夹杂着新仇旧恨。新仇是他对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协助下，如虎添翼，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令他感到焦虑与恐惧。旧恨是他的开放社会基金四十年前满怀希望地进入中国，想要大展宏图，最后却铩羽而归，令他十分痛心。

他的达沃斯演讲简略提到赵紫阳的助理鲍彤，体制改革研究所负责人陈一咨，以及改革派成员与中共保守势力周旋斗争的经过。索罗斯没提到的是，当时在北京之外，最初的一个据点是他在纽约资助发行的一本季刊《知识分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而开展的新纪元，令索罗斯感到中国的变局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会发生深远的影响。为了参与这个变局，他“相中”了一位当时与美籍妻子夏竹丽（Judith Shapiro）合写《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革命之子》的出版，轰动一时，索罗斯不但要求这个湖南来的年轻人，担任他拓展中国事业的私人代表，而且愿意每年出资五万美元，资助梁恒出版《知识分子》季刊。这本杂志开办之初，经费是由美国的民主基金会赞助的。一年多后经费即将用磬，索罗斯及时注入了活水。

梁恒陪索罗斯到华盛顿去见了中国驻美大使韩叙，开放社会基金愿意进入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提议，得到积极的回应。《知识分子》的发行也是风生水起，1984年出纽约版，后来又发行北京版。季刊顾问包括哈佛的费正清，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哥伦比亚的黎安友等教授。那也是美东地区来自港台的写手和来自大陆留学生的一次难得的结合。梁恒必须时常飞北京，同那里的改革派人士联系。他是《知识分子》的总编辑，但实际编务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博士生杜念中负责。

杂志办得颇有气象，索罗斯的资助也逐年增加，他对杂志的内容从不过问。余英时后来出版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原型是为《知识分子》写的一篇专论。大陆老一辈经济学者千家驹写了论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的长文。在普林斯顿跟随邹至庄教授读博士的中国青年学者杨小凯，不但为文讲述他在美学习经济学的感想，有一期还是由他担任客座主编，推出他分别对张五常、邹至庄、费景汉等经济学家的访问录，谈论市场、产权和发展经济学等问题。大陆著名的老一辈学者，如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辉，在《知识分子》上发表关于价格改革与所有制变革的专论。年轻学者，如在哈佛读博士的钱颖一介绍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的理论，（钱颖一和最近以“制度基因”概念探讨中国极权主义制度起源的许成纲，当年都是在哈佛执教的科尔内的学生）。还有于大海介绍弗理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济政治思想，在芝加哥大学读农经博士的林毅夫关于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的讨论，以及杨小凯自己对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论述，可说洋洋大观。这些年轻学者有的日后回国，在北大清华等学府任教。杨小凯结束普林斯顿的学业后，到澳洲莫纳什大学教书。他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很受西方学界的重视，曾获提名角逐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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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协助杜念中组稿，在《知识分子》推出一期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专辑，供稿者包括黄仁宇、傅伟勋、萧欣义、石锦、孙中兴等老中青学者。后来由台湾的允晨出版社印成专书出版，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他讲授的东亚文明课程上还将此书作为参考书籍。

经济发展是《知识分子》季刊的一个重点，但这份杂志是综合性的刊物，并非专门讨论经济问题。它有哲学与思潮栏目，有文学艺术栏目，也有讨论政治学和美国社会的专栏以及书评栏目。杂志北京版的发行是由当时参与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梁从诫统筹其事。他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长子，据说有一回梁从诫访问台湾，正逢一个以他父母为主题的热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台播放，使他成为媒体记者采访的人物。

梁恒后来在一本回忆他《和索罗斯一起走过的日子》的书中，曾轻描淡写的回顾开放社会基金在中国跌宕起伏的历程。我的印象是，那时期赵紫阳派出来的人物有点像年轻的钦差大臣，比如不幸车祸身亡的何维凌和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朱嘉明，都是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做很多事的人物。包括邀请华尔街金融家考夫曼（Henry Kaufmann）去帮中国建立资本市场等。围绕着梁恒帮他出主意的有普林斯顿大学的杨小凯，哥伦比亚大学的宦国苍（宦乡的侄子）等人。他们时常聚集在梁恒家中讨论中国的出路，筹备成立来美学经济的中国学者联合会等，谈得热火朝天，烟雾缭绕，令梁恒那位注重环保的素食主义老婆夏竹丽不堪其扰。

基金会的业务在中国还未正式开展，就由纽约总部资助一个中国青年经济学者代表团到匈牙利取经，探讨针对经济改革的许多问题，回国后也根据他们和当地学界的交流讨论，提出了几篇报告。他们在匈牙利访问期间，索罗斯还特别飞回家乡，同他们见面。这似乎是一个好的合作序幕。接下来，就是在纽约和北京设立办事处，中方的合作单位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辖下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由所长陈一咨主其事。美方是由索罗斯的私人代表梁恒负责办事处业务。索罗斯对这个《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只提出两项原则，一是必须独立自主，二是资助项目的申请须以开放竞争方式，并由一个中外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把关。双方在北京开会讨论时，索罗斯对基金会宗旨所称要促进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改革与开放，颇有疑虑。既然要改革，为什么又要套上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框框？中方人员表示，这样写的用意是要撑起一个保护伞，好让业务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