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984》没有变,但美国变了

#观点今年，特朗普签署了三项旨在打击“觉醒主义”的行政命令后，国防部教育机构从其学校系统中移除并审查了500多本书。联邦资助机构还编制了一份包含350多个禁用词汇和短语的清单，其中包括“women”（女人）、“diversity”（多元）和“ethnicity”（族裔）。https://t.co/s5n06V58sJ—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July 29, 2025

我在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图书室寻获了一本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这个弥漫着尘埃与故纸气息的文学宝库里书架林立，有些地方只能侧身穿行。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特别版本，在我看来，这本书在赢得冷战的过程中发挥了虽小却意义非凡的作用。

1989年东方集团崩塌的原因纷繁复杂，最常被提及的是东方的经济停滞与阿富汗战争。不过，文学同样功不可没：中央情报局曾长期开展秘密行动，将数百万册书籍偷运过铁幕，以突破共产党的审查。

虽然很难量化该项目的确切影响，但这段历史对当下极具启示意义，尤其是冷战期间中情局送去东欧的《1984》等书，如今在美国各地的许多保守团体看来，却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奥威尔的小说《1984》于1949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它描绘了集权国家大洋国这个反乌托邦世界。小说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在一个名为真理部的庞大政府部门工作。真理部这个名字实为绝妙反讽：它的职责不是扞卫真理，而是摧毁真理，它篡改历史以迎合党及其领袖——老大哥的当下需求，正如书中的口号所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掌控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掌控了过去。”

在现实生活的苏维埃制度下，每个国家都有与真理部对应的机构，它们效仿的是苏联模板。在苏联之外最大的东欧国家波兰，负责审查和宣传的机构是“出版与公共表演监督总局”，它占据了华沙市中心一个街区的大部分。

从艺术到广告，从电视到舞台剧，总局渗透到波兰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和出版社都有其雇员驻守。波兰的每台打字机都必须注册，每台复印机的使用都受到严格限制，甚至购买一令纸都需要许可证。不符合审查规则的书籍尽数化为纸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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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头脑遭到禁锢，诺贝尔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称之为“话语暴政”(logocracy)，即一个话语体系被操纵以适应政权宣传需求的社会。在话语暴政下，华约组织被认为保护波兰免受“修正主义”德国新纳粹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攻击，尽管最大的帝国主义威胁其实来自东方。

麻烦人物、敏感事实及令人尴尬的新闻调查皆从公共领域清除。例如，充满争议的俄波关系史和卡廷惨案均成禁忌，甚至不能提及波兰存在酗酒问题。人们生活在一个奥威尔式“双重思想”的世界中，在家关着门的时候相信某些事情是真的，出门却奉行党所钦定的另一套“事实”。

1945年出版讽刺俄国革命的小说《动物庄园》后，奥威尔在苏联就成为了“不存在的人”(nonperson)。在那里，其名见诸文字即招致危险，在《1984》出版后，它在东方集团遭全语种封禁。但在被偷偷送过铁幕后，这部小说迸发惊人的力量。米沃什写道，这本书“很难弄到，持有它是危险的”，但从未踏足东欧的奥威尔令民众着迷，因为“他对他们所熟悉的细节有着深刻的洞察”。

一些读过这本禁书的东欧读者曾经怀疑，但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这些书以及数以百万计其他未经审查的文本能送到他们手中，并非完全偶然，而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运作的“中情局图书计划”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该计划的总部都在曼哈顿中城公园南大街475号一栋不起眼的办公楼里。在那里，一小队中情局雇员组织了1000万册书籍和期刊向东方集团的渗透行动，通过各种能想到的方式运送：装有秘密隔层的卡车，穿越风暴肆虐的波罗的海的游艇，邮件，或是塞进无数东欧旅行者的行李——他们之前都会去拜访中情局在西方的分发点。

中情局的计划在整个东方集团展开，为每个国家——从匈牙利到庞大的苏联本身——配备专门的编辑。但在波兰，这些书最受欢迎——部分因为华沙政权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偏向自由派，部分因为波兰从沙皇时代就有地下文学的悠久传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波兰的地下印刷机还会大量重印禁书，这些印刷机往往是由中情局计划的关联人员购买并偷运进来的，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力。

《1984》的首个波兰语译本1953年在法国出版，由波兰流亡者耶日·吉德罗伊茨推出，他是中情局代号“QRBERETTA”的特工。我在华沙大学找到的正是这个版本。1957年，这本书和其他几本禁书被交给一位获准前往巴黎的波兰艺术评论家，由他偷运回国。在东方集团内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这本书一直履行着它的出版使命：悄悄从内部瓦解苏联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