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第一城,为何把"增收"放首位

连续7年位居全国“消费第一城”，上海正在直面挑战。

今年一季度，上海社消零被重庆反超，相差约146亿元。眼下，差距开始缩小，1—4月，上海市实现社消零总额5355.46亿元，同比下降0.3%；重庆5385.43亿元，同比增长4.4%。

前两天，上海印发《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下称《方案》）。这也是继今年最大补贴力度的“五五购物节”之后，上海拿出的一份系统性促消费“打法”，无疑备受关注。

纵观《方案》提出的六大行动，不乏新亮点、新举措。首提“丰富悦己消费”，被认为是上海培育新型消费的一大特色，“夜校经济”“二次元经济”不仅接地气，也符合年轻人的消费趋势；而多维度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又契合了上海服务消费的旺盛需求和强劲的增长势头。

如果说这些措施仍主要聚焦消费本身，那么，更显“反常”的是，“城乡居民增收行动”和“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被置于促消费的首要位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伯超曾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评价，这意味着“上海尊重消费基本规律，明确看到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

而作为全国消费的“领头羊”和“风向标”，上海这一改变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再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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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并非首个出台新一轮促消费政策的省份。

自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来，湖南、浙江、广东、湖北等省份均已做出相关布局。纵观这些省份的政策文本，基本上都与全国层面的政策一脉相承，将城乡居民增收和消费能力保障置于靠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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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明显转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曾解读，“此前的消费政策大多从供给侧入手，强调以供给引领创造需求。这次方案在需求侧加大政策力度，着力促进居民增收减负，努力让老百姓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同样是增收减负，不同省份的“打法”略有不同。

广东增收突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视。在“推动工资性收入合理平稳增长”的安排中，放在首位的就是两项行动：通过“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吸纳10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同时，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比较特别的是，广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圈建设，加强就业驿站、零工市场建设。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则格外强调企业的作用。比如，稳定就业的核心被放在企业身上，对就业标杆效应好的经营主体，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建设用地计划、提供用工支持服务；再比如，浙江还提出“真金白银”鼓励创业，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支持。

图片来源：摄图网501430943

相比之下，上海多了些许面向未来的布局，借“促消费”探索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意味也颇为鲜明。

比如，上海不仅强调技能培训教育对增收的作用，还谋求对培训进行提质增效，特别提到将实施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家政服务、养老护理等重点行业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由此，不仅针对性解决用工结构性矛盾，也推进外来务工人员的能力转型。

对于生育养育“减负”问题，上海也不止要“普惠”，也意在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各省均探索育儿补贴落地的情况下，上海还提出“探索增加育儿假和配偶陪产假”，进一步为“没时间消费”的局面“松绑”；而“建设高质量幼儿园”“开展未来学校探索”，有助于解决养育需求“从有到优”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