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搞不好經濟　就守不了自己

2025-05-18 | 來源: 鄧聿文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鄧聿文評論文章：專欄：川普上台以來，以一種近乎威權國家領導人的行事作風推動政策，不僅未能平息美國內部的撕裂與爭議，反而讓世界看到了一個混亂且不值得信任的美國。他對權力的個人化運用，對媒體與司法體系的攻擊，加上對社會矛盾的有意激化，都嚴重傷害了美國作為民主國家的整體形象。而他的MAGA支持者與一部分觀察人士則辯稱，這正是川普要帶美國回歸“黃金時代”的手段——讓美國再次成為自由與繁榮的燈塔。

這一現象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現代民主制度不能實現國家的經濟繁榮、不能讓多數人過上好日子，而似乎必須依賴威權手段來達成這些目標，那麼，民主本身是否已經陷入某種功能上的失調？

在展開這個問題的分析前，我們常聽到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民主的主要使命是保障人的自由與基本權利，它的功能在於限制政府而非發展經濟。這種說法在邏輯上似乎成立——畢竟民主制度的核心設計就是通過分權制衡、防止權力濫用、保障個體自由。然而，如果因此就斷言民主與經濟發展無關，或者說民主國家在制度上沒有義務保障人民的物質生活品質，那不僅是對制度功能的錯誤理解，也很可能為威權主義的“制度反攻”提供了借口和土壤。

我們需要正視一個現實：自由不是抽象的，它必須在生活中有實際內容。如果一個人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那麼他很難僅憑“我可以投票”或“我可以發言”就認同這個制度。民主保障的是自由，但自由包括經濟自由和經濟權利——人們不僅要能說話，更要能過日子。而現代社會的復雜性決定了，保障這些經濟權利，不可能只靠市場自己調節。國家是否有責任確保經濟增長、社會公平、機會平等，才是問題的關鍵。

長期以來，一些民主國家習慣性地將經濟問題“技術化”、市場化，把增長與分配問題交給“看不見的手”。當市場運作順利時，這種制度安排似乎合理；但一旦全球化帶來結構性失業、技術變革加劇社會不平等，原本“中立”的制度設計很快就會暴露其對底層和中產的結構性冷漠。現實生活中，自由如果沒有基本的經濟保障，就很容易淪為形式。一個人沒有穩定的收入、無法為家庭提供體面生活，他對“自由”的感知很可能比不上他對“焦慮”的感知。

而當民主國家無法有效回應這些焦慮時，民粹政治便趁虛而入。川普的崛起、英國脫歐、法國“黃背心”運動，背後都有一個共通的背景：普通人感覺自己“被民主拋棄了”。他們看見生活每況愈下、公共服務縮水、社會向上流動通道變窄，卻沒人真正為此負責。於是，他們轉向那些敢於挑戰傳統制度、宣稱“我能讓你重新偉大”的政治人物。這不僅是“政治人物問題”，而是民主機制未能有效承擔經濟責任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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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中國作為“發展型威權國家”的模式越來越頻繁被拿來與民主國家對比。有人說，中國沒有民主選舉，卻能蓋高鐵、搞科技、控疫情，仿佛在治理效能上完勝民主。當然，我們知道中國的制度問題遠比表面復雜，資訊封鎖與權力不受制約早已造成極大隱患。但在一個制度“是否有用”成為主流衡量標准的時代裡，如果民主國家拿不出有效的經濟答卷，專制的治理神話就有了現實支撐。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制度選擇越來越像是在“自由低效”與“專制高效”之間做取舍。

這就是今天民主所面對的根本困境。如果制度無法帶來集體性改善、無法回應生活的切膚之痛，那麼，無論它程式多麼正義、理念多麼高尚，最終都可能喪失群眾基礎。

民主不能只講理念、講程序，而要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現代國家治理中，只有將政治自由與經濟權利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民主才可能長期穩定地運作。否則，“民主無能”的指控將從一種輿論戰術，演變為群眾實際感受。

事實上，歷史上的成功民主轉型，大多伴隨著實質性的社會改善。戰後西歐在民主框架下建立起福利國家，不僅穩定了制度，也贏得了支持；韓國、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之所以能在上世紀90年代之後鞏固，同樣建立在出口導向型經濟繁榮基礎之上。反之，制度如果不能持續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再高明的設計也難以維系人心。那些長期陷入內部混亂的失敗民主國家，它們表面的民主制度設計不能不說好，然而，國家治理能力卻一塌糊塗，實際政治是被寡頭、家族或部落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