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把《民營經濟促進法》等來了,然後呢?

2025-05-03 | 來源: 簡法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促進法》選擇“重申”而非“重建”，簡單地指向那個可能本就運轉不暢的舊有體系，這能在多大程度上帶來實質性的改變？

新法出台

《民營經濟促進法》終於出台了，像一顆投入水中的石子，在輿論場上激起了不少漣漪。

立法本身無疑是個大動作，畢竟“民營經濟”這四個字的分量，在當下中國的經濟版圖和社會生活中，沒人能否認。高層反復強調“兩個毫不動搖”，現在又有了專門的法律背書。

但多年的社會經驗告訴我們，法律文本是一回事，現實運行往往是另一回事。我們發現，《民營經濟促進法》很多意在約束不當行為、包括潛在的政府幹預的條款，其法律後果最終指向的還是“依法”處理。這本身沒問題，法律體系本就該相互支撐。可問題在於，“依法”的那個“法”在實踐中是如何被解釋、被執行的？是所有市場主體真的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面對同一套規則，得到同一種對待嗎？還是說，依然存在著某種“身份”上的隱形差異？

“依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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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清楚的是，《民營經濟促進法》本身並不是獨立的處罰依據，它更像是一個指引，將具體的懲戒權力交回給《行政處罰法》、《反壟斷法》等現存的法律框架。該罰的，依據原有法律本就該罰。

這種安排的潛在問題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說，那些損害民營經濟的行為，本就已在現有法律的規制之下，那麼現實中揮之不去的困境（如選擇性執法、地方保護、隱性壁壘），恰恰說明了原有法律體系在執行層面的不足或扭曲。如今，《促進法》選擇“重申”而非“重建”，簡單地指向那個可能本就運轉不暢的舊有體系，這能在多大程度上帶來實質性的改變？這是否回避了真正的難題——即如何確保那些既有的“法”能夠被公正、有效、不打折扣地執行，尤其是在涉及到權力制約和政府自身行為規范時？

更進一步說，這種路徑依賴，是否會讓這部《促進法》淪為一種“立法上的表態”？它滿足了程序上的需求，傳遞了某種積極信號，但在具體的約束力上卻可能顯得綿軟無力。畢竟，若處罰的依據、標准、程序乃至最終裁量權都沒有本質變化，那麼僅僅多了一部“指引性”的法律，對於那些在復雜政商關系中早已游刃有余的潛規則而言，又能構成多少真正的威懾？它更像是在呼吁一種理想狀態，卻未能提供足夠堅實的工具去鍛造它。這部法律的象征意義，似乎遠大於其可能產生的直接法律效果。

落地之間

我們不能脫離現實的土壤去談論法律。過去這些年，民營企業經歷過高光時刻，也感受過陣陣寒意。政策的鍾擺、執法的尺度、市場的“玻璃門”、“旋轉門”……這些東西塑造了企業家的真實體感和預期。一部法律的出台，能否真正扭轉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改變一些由來已久的習慣性做法？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項目審批、資源分配時，能否真正做到不偏不倚？當民企與國企、或者與政府部門發生糾紛時，天平是否能真正保持水平？當遭遇不公時，尋求救濟的渠道是否真的暢通且有效？執行層面的決心和能力，可能比法律條文本身更牽動人心。

說到底，信心這東西，不是靠一紙法律就能“促進”出來的。它是過往經驗的積累，是對未來穩定性的預期。這部法律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一個新的觀察窗口。它更像是一個官方的“承諾書”，承諾要為民營經濟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但承諾能否兌現，承諾的分量有多重，還需要時間和無數個具體案例來檢驗。

民營經濟的活力，關系著就業、創新、稅收，最終也關系到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生活。它的興衰，從來不只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甚至關乎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和信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