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有个大人物没出现:吴敬中的玉座金佛按规矩得分他三成?

戴笠坠机，军统最后一任局长郑介民变成了保密局首任局长，毛人凤和沈醉联手设局挤走郑介民之后成了保密局第二任局长。

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当年最大的特务集团日薄西山，大脑袋们只知道往自己兜里划拉，却没办法给二三十万张嘴投食，于是日也想、夜也想，想出一张杀人榜——裁员。

二十多万美械“交警总队”不再属于特务武装，五万多在军统局本部领薪水的专业特务也砍掉了八成，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吴敬中和余则成动员中下级特务转行，那帮家伙如丧考妣，其实是历史情景的真实再现。

电视情节与历史高度吻合，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就是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景中，他是蒋建丰的同学，也是沈醉的同事兼好友，他如果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就不会那么孤独了——周养浩和徐远举一直认为是沈醉坑了他们（事实好像也确实如此），所以不但不跟沈醉一起玩儿，周养浩还抡起凳子要把沈醉的脑袋打出万朵桃花来。

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逃掉了，他逃走的时候有没有抱着那一尺高的玉座金佛，谁也不知道，但是沈醉回忆录写得很清楚：当时保密局天津站少了一个重要人物，只有那个人不在的时候，吴敬中才敢为所欲为，收受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也毫不手软——那人若在，吴敬中的“收益”至少得分他三成，在整个天津站，也只有这个特务敢抢吴敬中的玉座金佛。

吴敬中就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就面临着大规模裁员，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回忆：“当时送到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二万人左右，其中重庆最多，有五千人，西安有三千人左右，江西有八百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两千人。”

两万多特务转行，还有更多的直接跟保密局断绝了关系，比如各部队的稽查处，原本归军统管理，后来就只能拿军饷而领不到保密局工资了。保密局不给钱，这些军中特务，自然也就不再算毛人凤的下属了。

我们熟悉的文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原本是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保密局东北督导室主任变成了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然后又去徐州当了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

美媒爆料:特朗普希望找个"大人物"担任财长

大人物们常常犯错,因为错误的代价是由别人承担

教宗曾提给予庇护方济各丧礼来了一位大人物

沈醉回忆录中“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四个惹不起”之一董益三，也从军统局第四处(电讯处）少将副处长变成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他的“司令官”，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老特务康泽，副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郭勋祺。

前面咱们说过，各省站都裁员几百到一两千人，留下来的有多少呢？沈醉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军统局变成保密局后，内部组织，有的缩编，有的合并，有的甚至裁撤，外勤省站的编制，按核定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等地区为乙种站，一百一十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六十人。”

裁撤几百、一两千、三五千，只剩下六十到一百六十，减员已经超过了九成，要不是局本部留下的人较多，军统变成保密局，人员就真的“十不余一”了。

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人员大幅裁撤后，吴敬中管理的保密局天津站（实际是天津一站，当时还有个专搞外事情报的天津二站，站长黄天迈）核心管理层，就只剩下了一个副站长、一个书记（跟政委是两个概念，当年负责文件记录或负责缮写的人员也叫书记）、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这些都是在局本部挂号的，其他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和情报的中级特务，那就由站长随意任免，连报告都不用向总部打。

除了这些完全归站长吴敬中管理的特务，在天津站还应该有一个特殊人物，那就是名义上归保密局总部和天津站双重管理，却只对保密局局长负责的“督察员”——此人档案留在局本部，属于总部督察室下派人员，对站长有监督之责，并不太把站长放在眼里。

沈醉的两个老朋友，也就是“军统三剑客”中的徐远举和周养浩，在保密局西南特区斗成一对乌眼鸡，就是因为他们的职务很搞怪：徐远举是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是副区长，但却兼任西南特区督察室主任。

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周养浩担任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兼西南特区副区长，他既有权监督徐远举，又必须受徐远举的领导，彼此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周养浩总想对徐远举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以尽其督察主任之职，而徐远举却瞧不起周养浩，认为他是靠后台硬才爬上来的，所以处处设防，很多事都不让周养浩插手，为此两人经常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