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國際局勢,和一戰前有多少相似之處?

2025-03-24 | 來源: 觀察者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若將一戰前的世界與冷戰後直至今日的局勢（包括俄烏戰爭）做直接比較，猛一看似乎沒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如果我們抽絲剝繭地深挖下去，就會發現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些明顯和隱形的相似軌跡。

譬如，在國際秩序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經歷著舊帝國的式微和新興列強的崛起。國際格局猶如一片冰層相撞的海域，充滿著危險與不確定。而在冷戰結束後和“9·11”事件以來的國際局勢中，世界同樣面臨著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穩定：新興力量在崛起，傳統工業大國正在走下坡路。

再譬如，當年的奧匈帝國不是一個海上大國，它的“名望”與“實力”其實並不匹配。用匈牙利歷史學家奧斯卡·亞西（Oscar Jaszi）的話來說，這個帝國“從經濟角度來看，在1913年就已戰敗了”。因此，1914年前奧匈帝國的最大恐懼是擔心自己會成為第二個奧斯曼帝國，會淪為歐洲的另一個“病夫”。這種“焦慮”，冷戰末期以及結束之後的蘇聯感同身受。這恐怕也是普京說“蘇聯解體是本世紀最大地緣政治災難”的心理根源。就好比一個昔日的強人開始變得衰弱時，他對外界的認知會變得“敏感”和“焦慮”，處於低潮的大國差不多亦如此。

還有，一戰的爆發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直接政治溝通失敗”的結果。1914年夏，直接對話實際上被相互猜忌和偏執假設所取代。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各國之間的政治溝通似乎強於當年，然而，傲慢與偏見，加上政治正確，當然還有各自的利益，使得沖突各方的溝通很難進行。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的三年中，西方幾乎中斷了與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真相是戰爭的第一個犧牲品！”——不管這句話是出自古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schylus），還是一戰時期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遜（Hiram Johnson），其意義在於對“戰時難有真相可言”的陳述或控訴。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句格言不僅適用於當時，同樣也能在當下找到許多對應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奧匈皇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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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的“導火索”是奧匈皇儲斐迪南在薩拉熱窩遇刺，但該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其實是被史界稱為“不可救贖的民族主義”：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當年行刺，是為了建立一個“大塞爾維亞國”，也是為波斯尼亞境內的塞族爭取權益；俄烏戰爭的爆發——不管是借口還是事實——，多少也與少數族群在一個國家所受的待遇有關。

凡此種種，似乎都在驗證著馬克·吐溫當年說過的那句話：“歷史不會重復，但會經常押韻”（“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大的方面來探索歷史與現實存在哪些平行線和交匯點，以及我們應該從中得出哪些經驗教訓。

主觀感受與戰略誤判

爆發戰爭的誘因很多，也很復雜。但一個國家的政治精英對外界以及主要對手的感受和認知，在很大程度上會直接影響到本國的戰略取向和具體措施。

戰前的奧匈帝國風雨飄搖，危機四伏。在這個多民族國家中，各個族群都在為爭取自己的權利而斗爭，“仇恨”充滿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在內有各族群之間以及對共同敵人猶太人的仇恨；對外則是對法俄加盟的“協約國”以及塞爾維亞王國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用皇帝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的話說，“在我的帝國中，危機永遠不會消失。”

1879年德奧建立同盟關系後，維也納和柏林一直是親密的“兄弟加戰友”。只不過，雖然雙方強調所謂的“尼伯龍根忠誠”（Nibelungentreue），即一種根植於日耳曼傳統文化的無條件的感性式效忠，但兩者的主次關系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代表霍亨佐倫一脈的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政治統一後已成為中歐的主導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脈的奧匈帝國雖然曾在德語區域獨占鰲頭，但此時由於內外交困而不得不嚴重依賴柏林，並最終導致失去軍事和外交上的行動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