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还原周恩来在七亿人眼下的文革政治表现

作者按：《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是我1999年3月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The－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第51届年会上的一个学术报告的中文简译本。那次会议在美国波士顿（Boston）举行，我论文的英文原题是A－Contradictory－Image－from－Diverse－Sources：The－Role－of－Zhou－Enlai－in－the－Cultural－Revolution。为了使学术界同行能认真讨论这一历史课题，虚心听取意见，我还特地在论文的封面上打上了“Draft（草稿）”的字样。不料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竟然被中共安全机关认为是“攻击中央首长”，成为我在去年在北京8月被扣押的深藏原因之一。而我在内蒙古文革旧货地摊上购买的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中间有周的两篇对群众组织的讲话，也被中共安全部门定为“机密情报”。且不说把文革中到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定为今天的“情报”有违中国小学生字典中对“情报”的定义；三十年前周在文革中七亿人眼下的政治表现，又岂是今天的安全部门能一手遮天的？最令人可笑的是：有关审讯人员为了把我的学术报告和美国的情报机关硬扯上关系，非要“穷追猛打”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是否受了CIA的资助，差一点把拥有数千名学者教授的AAS也打成了“间谍组织”。把学术讨论无限上纲地政治化（如对吴的《海瑞罢官》的批判），又把政治歧见别有用心地“间谍化”（如对杨尚昆窃取毛机密，对贺龙、罗瑞卿“二月兵变”的指控），实在是文革整人的惯用伎俩。可惜的是：中共的安全机关在这方面的进步实在不大。

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貌似非常“历史”而实际上悄悄地剪裁并掩盖了历史真实的“历史著作”。如果不做深入的本文比较，即便是细心的读者也难以一眼洞见底蕴。尤其当这些著作以年谱、传记、文献记录影片等历史的记载体（其实是某种“剪裁体”）形式出现，并伴随着多卷本（集）的长度，准确的年月日，浩繁的引证，琐碎的细节和清晰的图片时，要剔精抉微地烛其真伪，确非易事。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最权威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下称《年谱》），《周恩来传》（四卷本，下称《传》）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记录片《周恩来》（注1），却不幸正是这样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它们精心地剪裁出了一个文革狂澜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注2）。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仆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注3）。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注4）。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注5），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注6）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