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煎熬:右派国家,美国为什么独一无二

自由主义的煎熬：1964—1988年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姿势能够传达出整个哲学的本质意蕴。1964年竞选期间，林登·约翰逊造访罗得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时，手握扩音喇叭，激情澎湃地登上小汽车车顶。这位在任的民主党总统对欢呼的人群大声说道：“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赞成的事很多，反对的事极少。”[1]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主张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沉浸在胜利之中。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增长的秘密：人们只要调整几个经济指标，世界就会迅速变得更加富有。更让人吃惊的是，决策者认为他们有能力根治社会病——无论是贫穷还是歧视——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对此深信不疑。有一群科学家甚至开始了一个旨在控制天气的研究项目，其研究经费由国家科学基金提供。[2]

获胜的约翰逊决心使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他寄希望于30年来成功的进步政策、国内的扶贫政策以及国外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来促进全国团结。但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他不仅使国家分裂了，而且使罗斯福的大联盟瓦解了。1969年，约翰逊离开白宫时，共和党人接过了白宫的钥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认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后的24年里，把持白宫达2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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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无论对右派还是其他派别来说，都是一个混乱喧嚣的时期。1976年，水门事件尘埃落定之时，许多保守主义者断定，一代人的共和主义梦想已经破灭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大军，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人口统计学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而里根的哲学恰恰与约翰逊的完全相反——政府是问题丛生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道。

唾弃左派

1965年，约翰逊继续他1964年的事业。在《民权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权法案》。他宣布对“合众国里的一切贫穷和失业全面开战”。通过“贫困儿童学前教育计划”（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国家艺术及人文学科捐赠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庞大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将联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级文化和医疗保健领域。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吹嘘道：“这是国会梦寐以求的成就，这是国会梦想成真的事业。”[3]毫无疑问，“伟大社会计划”中的许多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计划自身的惯性激发了政府机构的统治权，激怒了白人。他们无情地拉开民主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从而使曾经投票支持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断膨胀。

民主党的民权议程迅速从保证黑人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平等的机会权和投票权——扩大到以优惠待遇来补偿过去的不公正。例如，约翰逊的“社区行动计划”，本来是要帮助穷人自救，但由于在贫穷社区里把权力给了那些专事抗议的人，以至于贫穷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1970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吓强词夺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4]一书中讥讽过这类抗议者。[5]犹太人社区不断强化的激进主义使得民主党联盟内部更趋紧张，在北方城市暴乱不断的20世纪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区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黑人构成了民主党支持者的半数，他们似乎觉得这种抗议是合法的，而解决之道就是给予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优惠。由贫穷白人和市郊居民构成的民主党的另一半支持者厌恶秩序混乱，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予黑人特殊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