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白远赴瑞士安乐死,为什么引发了撕裂的舆论?

上海姑娘沙白白患红斑狼疮，远赴瑞士安乐死，引发了舆论场上的巨大争议。相关争议，不再累述。这里想谈谈其他文章没有深入的，舆论争议之下的伦理和思想光谱。

需要声明的是，舆论与其说是在评论一个具体的沙白白，不如说在说一个抽象的行为。对死者的评价，都是针对行为，而不是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公共命题。所以，所谓的“人死为大，不要说话”其实是不成立的。

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对沙白白安乐死的赞美，是一种对“主动”性的赞美。某种程度上，这种赞美反过来塑造了沙白白的自杀：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的。不是癌痛不堪忍受，也不是酷刑不堪忍受，而是因为一个美好的生活目标不能达成，进而选择自杀。

这种赞美过于情绪化。西方神学的特点，就是试图建立相对严密的逻辑。哲学、伦理问题，同样需要逻辑。我一直用这样一个比喻：被评论的事物，很多时候犹如情绪激流中的小船，要想抓住它，只有在事实与逻辑的坚实岸边跟着跑，到最接近的时候，才能跳进情绪的河里去。如果一开始就跳入情绪之流，最终会被冲刷的迷失方向。

所以先谈事实。她治疗的依从性很不好。这种行为可以被尊重，不干涉。现在，病情发展，她必须接受血液透析，但仍可过上有质量的生活。

安乐死的前提，是短期必死无疑或器质性生理痛苦极大，迫不得已，放弃治疗，维持尊严，实施安乐死。某种程度上，这只是改变死亡的方式，伦理冲突较小。但像沙白白这样的情况，不符合一般安乐死的认知，实际是协助自杀。这就把伦理冲突推向了极致。

花70万，远赴瑞士，仍然是自杀。它和一个年轻人跳楼，一个农夫喝下百草枯，一个母亲抛下婴儿自杀，花7块钱买安眠药，在伦理上没有任何差别。不能把自杀也搞出嫌贫爱富。

国内相对较高层次的人群中，持赞美态度。一个原因是，当自杀和瑞士、安乐死，这些有些洋气的词联系起来了，就暗示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

争论背后，归根到底，是思想光谱。

任何文化都不会赞美自杀

国内高层次舆论场，多是新自由主义，更多强调平等、福利。在性别问题上，倾向于赞同激进的LGBT。所以，在她自杀这件事，不意外的，也采取了同一态度——从“赞美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性别”激进到“赞美人可以决定自己去死”，思想光谱是新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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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是，古典自由主义。

自由很好，但自由总是与风险相伴，这是自由的属性。这就提醒人们，自由突飞猛进的时候，需要收一收，缓一缓，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更强调个人的消极自由，个人为自己负责，在性别问题上倾向于保守。

自由的宝贵，正是因为它是需要负责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倡的对自己的自由负责，是一种积极的负责。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包括激进的LGBT，他们争取的是一种广泛的权利。这是一种需要社会认可的“积极自由”，即“我要变性，整个社会要因我而变，为我承担”。比如，“其他的女性，要承担我作为一个生理男性，进女厕所的不适”。

同样的逻辑，“她要自杀，父亲要因她的选择而承受”。她没有考虑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也没考虑过吃几片安眠药，留下70万让父亲过得更好。不管她父亲的态度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她给她父亲留下了沉重悲哀和艰难。所以，她要的是一种任性的自由，和LGBT运动的逻辑是一致的。

所以，她的自杀看似是把消极自由推向极端，但其实并不是，反而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极致。这种区别其实就是相关文章所说的“中年人的责任”。这正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同。

所以，争论背后，还是思想光谱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在人头脑中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的衍生、激化，进而呈现出这样的舆论。但是，赞美还能以较好的生活质量活下去的人的自杀，早已超越了新自由主义的范畴。毕竟，西方的LGBT，还不敢说要给小孩子自杀的权利。

当然，基于国内的传统与现实状况，对个人对集体责任的强调，那么，作为一种负反馈，演化出来的这种思想光谱，也不难理解。

这种思想光谱的演变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文化都不会赞美自杀。西方传统，强调人承受上帝“温和的轭”，也就是积极面对生活中的苦难。自杀要下地狱。中国的观念则是更直白的“好死不如赖活着”。

所以，有意无意的用新自由主义衍生出来的观念，去赞美沙白白的行为，其实是没有依据的。沙白白的行为，早已超越了新自由主义所能解释的范围，触及到了自杀的哲学讨论。对于自杀的哲学讨论，没有定论。但退一步，“沙白白，主动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选择了留住美好”，是不能在伦理上成为赞美自杀的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