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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扼殺僅存的呐喊! 暴風雨就要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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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黃榆說評論文章:“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這是中國著名電腦公司聯想在1990年代初的廣告語,打動無數人,和無數國際品牌一道將中國人帶入了PC和互聯網時代。與此同時,中國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也橫空出世,塑造了從1992到2012年共20年中國公共領域的成長與繁榮。


然而,這一切在過去十年陷入凋零。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消失,連帶著公民社會、市場經濟和人民對未來的信心也都隨風而逝。人們也在猜測,在中共“十九大”後強行修憲和三年“動態清零”後,中國的極權主義還有多遠?

最後的公知


就在中共為了重啟市場經濟、重振民眾信心而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後一個月,三月份“兩會”上的一份立法提案以立法草案方式被公布,要求建立“國民網證”制度。一時輿論嘩然,幾位公開反對的知識分子也隨即被消聲。這令中國公眾愕然,他們並不奇怪如此種種強行通過的惡法,而是突然意識到這幾位發聲的知識分子可能是中國的最後公知,宛如暴風雨來臨之前繼續飛翔的幾只海燕。

這幾位“最後的公知”,就是清華大學的勞東燕和黃裕生,分別來自北京清華的法學院和哲學系。他們在微博發出抗議“網證”草案的意見書後,微博賬號都被永久封禁。中國的網絡管理當局還對勞東燕組織了文革“大字報”風格的網絡攻擊,將勞教授稱為“反賊公知”。

如果算上稍早被當局禁言、剝奪教職的另外兩位清華學者,出自法學院和政治系的許章潤和吳強,他們同樣在過去幾年分別以對政治惡化的連續批評和對社會運動的研究招致當局打壓,堪稱新時代的“清華四傑”,媲美於國民政府時期的“清華四大導師”。

所不同的是,一百年前的清華四大導師—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和趙元任,踏足中國走入現代共和之際回首傳統文化,以埋首故紙堆的學術研究試圖重建現代中國的文化基礎;而今天這四位清華四傑,分別從法學、哲學和政治學出發,關懷中國當下最為迫切的社會問題,以罕見的學術真誠和道德勇氣提出了極富建設性和批判性的公共意見。在萬馬齊喑的時代,知識分子整體退出公共領域的時刻,這樣的發聲,無異於劃過夜空的閃電,代表了中國頂尖知識分子在巨變到來前的絕唱。


因為,面對“網證”制度的逼近,他們都意識到了空前的危險和自身的責任,猶如2019年12月底武漢的李文亮醫生,在感知到一場危險的未知瘟疫到來前在職業倫理的驅動下發出了報警。

譬如勞東燕教授,雖然已經在壓力下暫避加拿大訪學,但是出於“讓制度良性發展”的初心最大限度地保持學術真誠而說出對網證制度的反對意見。致力於權利哲學的黃裕生教授,在評論網證制度的小文章裡非常克制地規勸中國統治官僚,現代化的本義是促進自由而非壓制,搞秦制編戶齊民模式的網證制度,都是與人民為敵,與現代化為敵。


這些批評的聲音,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是那麼理性、溫和、富有建設性,都是從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出發對中共當局做某種意義上“最後的規勸”,卻不見容於中國的官僚體制。無須中國最高領導批示,官僚機器即應激式地發起了反擊,組織攻擊勞東燕的正是“網證”立法建議人賈曉亮所在的黑龍江省公安廳政治部以個人名義開設的微信公號。



區區地方網警竟敢對清華大學的法學教授做如此網絡封殺、如此侵犯言論自由,可以想象,勞東燕教授已經難以體面地返國任教。而清華大學幾年前就取消了許章潤教授的退休金,對吳強設置了民事官司陷阱,並且要求當地派出所對他實行24小時全天候的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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