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辭》裡的統治者為啥稱天子,又稱可汗?

2024-08-08 | 來源: 國家人文歷史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細細品味《木蘭辭》的話，讀者不難發現其中既寫道“歸來見天子”，同時亦有“可汗問所欲”。秉承中原概念的“天子”與來自草原傳統的“可汗”在《木蘭辭》中不但並存，而且還可以相互替代。這個有趣的現象恰恰反映了當時北魏王朝拓跋統治者的雙重身份——華夏人的“皇帝”，同時也是游牧民的“可汗”。

“胡風國俗，雜相糅亂”

拓跋鮮卑是草原上的游牧民，在奪取了後燕的大片土地之後，統治者既然不可能盡夷中原耕地為牧場，自然必須改變其統治策略，實行漢化。

從踏入中原之初，道武帝就建立台、省等官署，在地方上設置刺史、太守等官。道武帝又命尚書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由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拓跋珪又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天興二年（399）春，並任命世家大族崔逞（清河崔氏的另一位成員）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官署更加完備。道武帝問博士李先：“天下有什麼好東西對人的神智有益?”李先說:“沒有比書籍更好的了。”於是道武帝下令征集書籍，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表現出對儒學的重視。

但是，當時的北魏君主是不是真的一門心思打算做中原的“皇帝”了呢，恐怕也不見得。就拿道武帝來說，他雖然注意吸收漢族人士進入政權，但其內心深處，還是堅守本民族習俗和文化。所以舊本《魏書》這樣概括：

敘利亞新統治者任命國防和外交部長

統治者為何寧願玉石俱焚,也不願意讓利於民?

紐約時報:推翻專制統治者的三種武器

“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

在這方面，崔逞之死便是一個例子。他替道武帝給東晉邊將寫回信，只不過是未按要求貶低對東晉皇帝的稱呼，就惹來了殺身之禍。相比之下，拓跋鮮卑人賀狄幹的遭遇顯得更加冤枉。此人早年被北魏派遣出使後秦，而被扣在長安（今陝西西安）。後秦的羌族統治者漢文化修養很高，史載姚萇臨終前告誡其子姚興，“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仁”“禮”“信” “恩”四項均為儒家學說的精髓。因此賀狄幹滯留長安期間習讀書史，風度舉止“有似儒者”。今天看來，這本是件好事。誰知賀狄幹好不容易從長安歸來以後，拓跋珪“見其言語衣服，有類羌俗”，大為憤怒，大約將賀狄幹看作數典忘祖之輩，將其殺害。

實際上，在這位北魏開國皇帝眼裡，拓跋鮮卑“國俗敦樸，嗜欲寡少”，因此“不可啟其機心，而導其巧利”。在這種心態的主導下，北魏早期的典章制度就變得有些不倫不類。不但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法度草創，“多不稽古”，到了405年，他幹脆廢除了尚書三十六曹。北魏早期的官僚制度因此帶上了明顯的游牧部落色彩，仍然保留部落聯盟時期的權力機構——諸部大人議事，拓跋珪不過把它由四部大人擴展為八部大夫而已。另外，北魏朝廷居然不給各地的官吏發工資。如此一來，官員縱然只是為了自己的生計，也只能努力貪污聚斂財物，形成了“征調賦斂，靡有止已”這樣的糟糕局面。

道武帝的做法，實則代表了整個拓跋統治集團的想法。甚至他的孫子太武帝（拓跋燾），仍然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為自豪，非常看不起崇尚“靜處”的魏晉“玄學”，更嘲笑宋文帝“年已五十，未嘗出戶，如三歲嬰兒”。偏偏在南北朝時期的中原士大夫看來，騎馬才是可鄙的行為，《顏氏家訓》就專門列有《誡兵》一章，聲稱“習五兵，便乘騎，正可稱武夫爾”。

因此，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葉適就明確指出：

“劉（前趙）、石（後趙）、苻（前秦）、姚（後秦）與夫慕容（諸燕），雖曰種類不同，然皆久居中國，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國不甚相異。獨拓跋氏，則以真胡入主中原，純用胡俗，以變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