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与工运、牢狱与监视:工运领袖孟晗的前半生

“在这个时代，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工人罢工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再重复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工人是为能够体面劳动而罢工，为劳动者尊严而罢工。”——《孟晗：狱中札记》

孟晗发来近照，照片中，他站在船上，手指向长江江面，告诉同伴，以前还在国企做船员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段江面上调度船只抛锚和通过葛洲坝船闸。如今长江宜昌段两岸景色秀丽，江水平静开阔，早已没有了当年货船停满江面等待过闸的航务繁忙景象。

去年3月份，全国两会结束后，孟晗离开广州，回到了这里。

随着政治打压加剧和行动空间收窄，活跃于2014年前后、因帮助工人维权而遭遇两次牢狱之灾的孟晗，已经从工人运动领袖的位置上退落。2013年孟晗第一次参加职工集体维权抗争后被判刑；出狱后加入“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成为劳工NGO全职工作者；在2015年12月3日那场针对广东劳工NGO的大抓捕中，他再次被警察带走，直至2017年9月才获释。

之后他一直留在广州。直到2022年10月，身体出现长时间异常便血后，医生告诉他，直肠里可能长了一个肿瘤。

自获释以来，孟晗一直不受广州当局待见，无法稳定工作，没有了基本的经济来源，也无法享受本地医疗保险待遇。

要治病，只能回户籍所在地。

然而回到宜昌后的生活，并没有预想那样如意。广州南沙区的国保把对孟晗的监视任务转交到了湖北宜昌国保手中，到达老家第二天，宜昌市公安局国保联同街道办，就把孟晗喊到办公室约谈。

和十年前相比，孟唅原本棱角分明、目光坚毅的面容，如今变得柔和，平静中不免带着几分暗淡，长期吃药也让身体臃肿了许多。谈及花甲之年前的种种，他时而站起来手舞足蹈细数往事，时而坐在沙发上，空洞望着地板，眼角偶尔涌出泪水。

他将自己的前半生定义为“三次分割”：33岁下岗后进入社会“摸爬滚打”；43岁告别“浑浑噩噩的生活”，去广州“踏踏实实工作、平平淡淡生活”；第三次，则是50岁走上工人维权运动之路，从此人生轨迹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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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孟晗在广州南沙家中接受采访。图：作者提供

四十图变

1964年出生的孟晗成长于文革时期。父亲70年代从部队转业到宜昌，分配到长江航务局宜昌分局做了干部。16岁那年，孟晗也进入航务局，正式成为一名国企工人。

最初四年，孟晗在长江宜昌段做水手，那里是货轮通过葛洲坝船闸的一个锚区，过往的船只在那里抛锚，他负责调度和指挥船只分批从江面上开过去。

正值年少，孟晗实在无法忍受这份单调，他强烈要求更换岗位。后来被调去货船上做舵工，随航行的轮船漂泊于重庆至上海的长江上。

“当时长江还没有完全截流，水是很湍急的，很考验舵工的基本功和提前预知的能力。穿过长江大桥的时候，船长是必须当值的。但是我和船长们已经很有默契了，基本上船长就在旁边抽烟打瞌睡，我一个人就能掌控上百吨的货船顺利通过桥底。”

即便技术过人，做到33岁，国企改制大潮席卷而来，他还是下岗了。

单位给了他两万多块钱，一次性买断十七年的工龄。如今回过头再看，他认为国企改制、买断工龄，就是为了甩掉包袱，走向市场化。不过那时候的他，都是在顺应各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潮流中度过，“去思考它或去抵抗它，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8岁住进航务局家属大院，16岁成为航务局工人，33岁下岗，孟晗度过了长达25年的体制内集体生活。下岗后重新回到社会上，他才发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了样：“人和人之间，就看谁的权力大，谁更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