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茧房"是个可疑的概念不是茧房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哥大学生抗议行动告一段落。对我来说，持续观察这一事件是难得的体验。

一位朋友说：张丰从想追求客观变成了“他们的传声筒”，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他支持以色列，认为我在支持巴勒斯坦。

而一位支持巴勒斯坦的朋友也在指责我，因为我的文章还“还不够”。

我自我检讨。去年10月7日，我为哈马斯的恐怖罪行而震惊，但是到哥大之后，我开始注意以色列清算哈马斯造成的后果，开始看到加沙遇难的妇女儿童。慢慢的，我不再喜欢以色列的战争技能。

这种变化是困难的。考虑到我公众号的读者，大部分都是支持以色列（当然，放眼全国，这又是极少数），我同情巴勒斯坦，冒着得罪读者的风险。不过，看到不少读者留言谩骂，我又觉得我的冒犯是有价值的。

人们的认知确实存在极化的现象，一旦形成一个印象，就很难改变。但是，我也看到有些读者开始像我一样，看到战争的另一个层面。

如果有“信息茧房”的话，我自己的公众号就是一个“茧房”，但是它也有从内部瓦解或者更新的可能。

重庆“胖猫”事件也是如此。警方公布胖猫和谭某的经济往来之后，尽管仍有一部分不信，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改变了看法，不再认为谭某是骗子，也有人为曾经指控她为“捞女”而道歉。

这说明，所谓的“信息茧房”，或许只是一个虚拟的靶子。其实，在传播学上这个词的诞生就很有趣，它是一个悖论。

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这个概念，是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坦斯的《信息乌托邦》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2006年。这是关于信息时代的一个假说。

它为更多人所知，是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当时，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报告，认为美国因为党派政治影响，大众正在陷入信息茧房或者回音壁效应之中，支持共和党的都看福克斯，而民主党受众则集中在NBC、纽约时报等媒体。这个报告担忧，如果人们只看自己“喜欢的”媒体，社会观念就会越来越两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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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忘了，纽约时报在报道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看法：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接受多源信息的渠道和能力，都被低估了，这篇报道的标题就是“Americans Don’t Live Information Cocoons，美国人没有生活在信息茧房里。

吊诡的是，这篇“反思式报道”，反而让信息茧房这个词破圈了，尤其是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成为一个常用概念。实际上，在谷歌学术上搜索Information cocoon这个词，前排展示出来的论文，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写的。

在美国，因为它缺乏分析的有效性，既不是一个常用的学术概念，也不是一个日常术语，但是它被翻译到中文语境，却成为了一个用来制造焦虑和贬低别人的武器——你处在信息茧房中，就不具备了对话资格。

在以兴趣和“算法”为基础的信息和短视频流行后，“信息茧房”也成为一个为大家所知的流行词。这表明了一种担忧，人们担心被大数据算计。人们担心“大数据”捕获到你的兴趣爱好，就会推送相似的内容，这样你在屏幕上看到的就会是同类信息。

但这种担心是不必的。前几天在洛杉矶的时候，我用Uber点了几次外卖。前天晚上回到纽约，在肯尼迪机场叫了一辆车，上车后竟然收到一条短信：现在在Uber上点餐，等你到家就可以吃了。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刚好和送餐时间吻合。

我骂了一声混蛋。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没什么。平台其实根本不知道，我晚上从来不点外卖。这不是说“大数据”不聪明，因为严格来说，这根本不是大数据，而是一个小小的服务。

我们总是过于敏感，把这样的信息，上纲上线到“算法”，它连小学数学都算不上。

实际上，就像纽约时报当初报道的那样，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接受多元信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海量的ugc、pgc内容，加上推荐算法，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更大的世界，并且是高效的。

在X（推特）上，除了“正在关注”的人外，还有“为你推荐”，经常推荐我讨厌的人。我必须手动屏蔽，才能让那些人不出现在我的屏幕上。

这说明一个事实：算法不但没有导致信息茧房，而且正在努力打破我的认知框架，想给我一些新东西。在抖音这样的视频平台，这样的操作也是很普遍。除了系统推荐的，你关注的，还有电商、长视频各类频道，甚至还可以自己调节管理每种类型内容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