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批"80後"正在掙扎上岸(圖)

2024-05-20 | 來源: 冷杉RECORD | 轉到微信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放大縮小 | 收藏 | 打印

超過35周歲1天時間，意味著於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報名資格——他所在的省發布的公務員招考公告裡，將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於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給有關部門打電話希望通融，得到的答復是，“差一天，一分鍾都不行”。

上岸無望。於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裡，“不讓我上岸，你也別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從寺院求來的，說是讓大師開過光。彼時他剛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給他帶來好運。但這串珠子似乎沒能加持他的命運，尤其在考公這件事上。

進入2024年，意味著包括於超在內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務員的年齡死線上。

一般來說，國內考公對本科學歷年齡要求普遍是35周歲以下。這個年齡線依據，來自於200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務員錄用規定》。這不僅成為日後35周歲報考上限規定的依據，也成為民企招聘市場中默認的年齡紅線。

然而外部世界的變化，讓公務員考試這一曾經被相當一部分“80後”視作雞肋的考試變得炙手可熱——互聯網大廠裁掉35歲以上員工的消息頻頻傳出，社交媒體上擠滿了再就業的離職博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盡數瓦解，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擁有一個編制、一個鐵飯碗似乎成了更為穩妥的選擇。有人因此感歎，以前的故事從“下海”開始，現在的故事到“上岸”結束。

而對最後一批“80後”來說，當他們意識到該上岸的時候，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岸的誘惑

想要上岸的時候，於超還是名律師。他本碩都讀的法律，學生時代就通過了司法考試。25歲研究生畢業時，也有同學考公。但對於超來說，公務員在彼時並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和看得到盡頭的未來，這些顯然不是他當時想要的。“我那時候想掙錢。和律師比，公務員雖然穩定，但收入一般。”

27歲那年，於超成了執業律師。

幾年律師做下來，他的案源並不穩定，平均每年掙5萬元已經是上限。最慘的時候，全年收入只有1.5萬元，甚至沒達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他還陷入了一個怪圈，“每天各種應酬，到處推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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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那年有了孩子後，生活壓力更大了，漸入中年的於超開始意識到一份穩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辭職考公，他也動了這個念頭。

他注意到，律師考公的，大多進了公檢法單位。他們除了有穩定的基本工資外，還不乏各種津貼、年終獎、節日福利等。一個岸上的朋友告訴於超，他們在食堂吃飯，每餐只要1塊錢。平時即便請假，對薪資也沒什麼影響。

而這種穩定，對整日為案源焦慮的於超來說，簡直是神仙般的日子。這更堅定了他考公的決心。

一千個大齡考公者，會找出一千個考公理由。而當何國權告訴我他是山東人時，他似乎也不用解釋太多理由了。“一個過了35周歲還沒上岸的山東人，能有什麼未來？”坐在我對面的何國權，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圖”香煙，煙霧打著轉從鼻孔裡鑽了出來。

何國權是獨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裡經濟條件過得去。因為整個家族沒人從政，在何國權很小的時候，爸爸就給他“洗腦”，常掛在嘴邊一句話就是：“士農工商，做官才最厲害。”但何國權對當官沒興趣，他覺得做生意掙錢最實在。

當年在山東某大學讀書時，他學了經濟學，2010年本科畢業時，在父親命令下，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失敗後，就跟著父親做生意。何國權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對成本和利潤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親承認，自從兒子在家幫忙後，家裡每年能多掙幾十萬。

但何國權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父親驕傲的資本。後者不斷提醒兒子再去考公，並時常念叨著，要真考上了，會對家裡生意有什麼幫助，自己跟朋友們說起來臉上也有面子。

父親念叨了好幾年，也沒能打動何國權。他對考公還是沒興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游戲，中途倒是談了個戀愛，甚至一度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見家長時，女方父親勸他，“你上了個大學，就應該去考公。”何國權明確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對方當面沒說什麼，私下卻跟女兒說，“小何這人，沒啥大出息。你是老師，在編的，他配不上你。”

後來兩人分手後，何國權的父親也借此再次鼓動兒子考公，“人家就是因為你不是公務員，才看不起你。”父子倆為此吵了起來，當兒子的說，不考公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當父親的則不斷重復，“我是為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