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毛健康问题,一家三口被迫自杀

王熊飞，男，上海浦东六里中心卫生院医生，1968年，他的儿子王祖德医生因在私人谈话中说到“毛泽东中风曾请上海名医陆瘦针灸治疗”，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后被判刑12年。王熊飞也被长期“隔离审查”。1969年，当他得知妻子和小女儿已经自杀，也在“隔离室”中上吊自杀。为一句议论，王家死了三个人。

王熊飞和他的妻子张启行都是医生，他们的儿子王祖德也是医生。

王祖德1955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念书时逢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他当时是个刚满18岁的青年，还很天真。他觉得自己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更不是一个会介入政治的人。在所谓“鸣放”时期，他没有写过大字报。只是在会议上，他对班里选班干部六人选六人的方式有过批评，认为等额选举的方式让人心理上觉得不民主。在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章伯均被整成“右派份子”后，他也提出过疑问：这样搞的话，民主党派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看到班里他的要好同学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不由地在“批判会”上为他们辩解。因为这些，他几乎被定成“右派份子”。当时，他就读的大班六十个同学中，已有五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比例高达百分之八。仅仅因为“右派份子”的名额指标已“满”，他才得以幸存于“右派”之外。但他仍然是一个被“内部掌握”的“右派边缘分子”。到了文革，这些材料被抛出来，他就被称为“漏网右派”。

毕业时，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同学都被送去“劳动改造”。像王祖德这样虽然没有划成“右派份子”但被认为“有问题”的毕业生，在毕业生分配的红榜上没有名字。他们待分配了一段，才作为另类处理，分配了工作。王祖德被高教局分配到同济大学医务所。他清楚自己是被划入“另册”的人，但他仍然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个医生。

文革开始，1966年，王祖德就受到“批斗”，他的家被查抄。在1949年以前，王熊飞和妻子张启行开过私人诊所。1950年代后，私人诊所不允许存在了，他们进了国有医院。他在浦东有名的好医生。他医术高明，工作积极，还当过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但是文革来了，新的革命需要新的敌人。1966年6月，《人民日报》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王熊飞医生的年龄和职业地位，使他立即成了革命的第一批打击对象。他的儿子则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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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德自己是医生，父母是医生。在医生圈子里，王祖德听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风瘫痪，曾请上海名医陆瘦燕去北京为他针灸治疗。他对弟弟讲了这件事。弟弟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告诉了朋友。这件事被“揭发”出来，他弟弟成了“反动学生”，而且追查到王祖德。王祖德只是说到了毛泽东的健康问题，却立即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先是学校里贴出了有关此事的大字报，后来又“揭发”出他1957年的“漏网右派”问题，再“揭发”出他平日有过的一些对文革不满的“反动言论”。1968年一月，他被关进同济大学“学六楼”，遭到当时的所谓“隔离审查”。

“学六楼”后来被拆掉，位置在现在的留学生楼旁边。学六楼在1968年被用来关押被“隔离审查”的人。王祖德是第一个被关进去的。后来被“隔离”的人越来越多，陆陆续续关进来，一个人一间，两层楼全关满了。文革后的同济校长李国豪教授也曾被关在里面。窗上还造起了铁丝网。

当时掌管同济大学的是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作的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对敌斗争”。在学校中不经法律程序关押人甚至打死人，从1966年就已经开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使这一套做法更加体系化和权威化。他们用整座楼来关押和审讯那些被认为是“反革命”和“阶级敌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