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14年文艺兵,66岁无儿无女
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我童年时代,一家人过得相当富足快乐。可惜好景不长,我11岁那年家道中落,仿佛一下子从云端跌下。
此后我便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推着向前,先是从上海来到北京当兵,之后又飞到美国留学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闯荡。还没来得及察觉,大半生时光已飞逝而去。
如今我66岁了,既无伴侣也无孩子,孤身一人过着晚年生活。回顾过往偶有伤感,同时又觉得欣慰。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成家立业,我的事业也都交由他人打理。余下的时光,我终于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牵绊,全心全意为自己而活。
我一个人在上海租房住,这是最近在家里拍的照片。
我从美国回来是在2016年,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时住过的五原路上。几十年过去,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唯独五原路仍留在旧时光里,一样宽阔的街道、蔽日的梧桐树、两旁整齐的洋房,恍惚间,好像我从未离开过似的。
五原路街景,这是我最近拍的。
上一次搬进五原路还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时家里富裕,父母两人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我父亲擅长音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母亲是淮海医院的医生。我上头有两个哥哥,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为了照顾好几个孩子,家里专门请了两位阿姨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1961年,我(前排右一)和父母、兄妹的全家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备齐了电话、放映机、三角钢琴等等,这可全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我那赶时髦的父亲甚至还拥有两辆摩托车。此外,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进口洋货,走在外面,大家总爱戏称我为“大小姐”。
我父亲叫郑金銮,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常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今“兰心剧院”)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母亲只要不加班,也会穿上精美的旗袍,踩着高跟鞋,带我们兄妹四个赴会。音乐会座无虚席,看着舞台中央优雅的父亲,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回到家中,母亲若是起兴也会弹几首钢琴曲解闷。可以说,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是在父母的音乐熏陶下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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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郑真宜,50后,出生于此后我便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推着向前,先是从上海来到北京当兵,之后又飞到美国留学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闯荡。还没来得及察觉,大半生时光已飞逝而去。
如今我66岁了,既无伴侣也无孩子,孤身一人过着晚年生活。回顾过往偶有伤感,同时又觉得欣慰。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成家立业,我的事业也都交由他人打理。余下的时光,我终于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牵绊,全心全意为自己而活。
我一个人在上海租房住,这是最近在家里拍的照片。
我从美国回来是在2016年,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时住过的五原路上。几十年过去,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唯独五原路仍留在旧时光里,一样宽阔的街道、蔽日的梧桐树、两旁整齐的洋房,恍惚间,好像我从未离开过似的。
五原路街景,这是我最近拍的。
上一次搬进五原路还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时家里富裕,父母两人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我父亲擅长音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母亲是淮海医院的医生。我上头有两个哥哥,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为了照顾好几个孩子,家里专门请了两位阿姨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1961年,我(前排右一)和父母、兄妹的全家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备齐了电话、放映机、三角钢琴等等,这可全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我那赶时髦的父亲甚至还拥有两辆摩托车。此外,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进口洋货,走在外面,大家总爱戏称我为“大小姐”。
我父亲叫郑金銮,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常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今“兰心剧院”)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母亲只要不加班,也会穿上精美的旗袍,踩着高跟鞋,带我们兄妹四个赴会。音乐会座无虚席,看着舞台中央优雅的父亲,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回到家中,母亲若是起兴也会弹几首钢琴曲解闷。可以说,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是在父母的音乐熏陶下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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