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凡]

前普林斯頓招生主任如是說......ZT
有意思的文章，轉來看看：

大家都應該聽說這件事了，報紙上個月報道了一個中國學生Jian Li狀告普林斯頓大學對亞裔種族歧視。 他SAT考了滿分，被耶魯錄取，卻被普林斯頓，哈佛等大學拒絕。他把普林斯頓大學挑出來告, 是因為它錄取了一個成績不如他的同學。 知己知彼，覺得比較有把握地確信，不公平。很佩服他的勇氣。他好歹也上了耶魯，很多人處在這個位置上恐怕就算了，打這個耗時耗力的官司不見得對自己有多少好處。無論對錯成敗，他堅持了自己的信念，站了出來，為了成千上萬的學弟學妹，這行為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登出這個報道後不久，鎮上的高中請來了前普林斯頓大學的Dean of Admission(相當於招生辦公室主任吧) 來演講。雖然孩子們還小， 因了Jian Li的報道，趕去湊了個熱鬧， 聽聽內幕。

演講會開始， 家長會主席先致歡迎詞。當年斯坦福畢業的她說，照今天的這種激烈競爭的程度她自己上斯坦福肯定是沒戲的。她特意翻出了當年斯坦福寄來的錄取信，你瞧，還是老主任簽字的呢！老主任從事招生工作三十多年，從斯坦福到普林斯頓，估計在座的家長有不少也是由老主任招進去的。

老主任高高大大，慈眉善目。他太高，麥克風拔到頂還是太低，他不得不彎腰低頭, 認罪似地說： 首先聲明我２００３年就退休了，今天所講的內容觀點不代表任何學校任何官方，僅是我個人的意見。（我這兒也得聲明，聽力記憶翻譯都錯誤難免，大家看著玩，啊)。

人人都問我近幾年來的大學招生和以往的有什麼不同。天壤之別啊。條條大路通羅馬，為什麼那麼多優秀的學生都要擠到那麼少數幾所學校去？所謂的大學排名其實很荒謬，大學豈是可以用打分比來比去的呢。網絡也有責任，把申請大學都弄得那麼舉手之勞的。。。自然每個人申請的大學數都增加了，競爭自然也激烈了，結果也更加無法預料了。以前每個人申請３所大學就差不多了，現在要申請８－１０所，還每年在遞增。。。媒體也興風作浪極盡以偏蓋全之能事，搞得人心惶惶。。。
還有一個人人都問的問題是哪些人能被錄取。３種吧，MERIT, EGALITARIAN, ARISTCRATIC (功績， 平等，貴族？？？沒怎麼弄明白)。
從主任叔叔隨後的闡述來看，功績就是分數，貴族就是老子上哈佛兒子也上哈佛，他說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你辛苦一輩子打下的江山總希望能造福子孫。關於平等沒聽清。。。(是指對運動員等的照顧嗎？）
有的人是看了材料後我們說一定得招來的，有的人是讓我們納悶好奇他／她憑什麼覺得他／她有資格來申請我們學校的，相當大一部分在這兩者之間，那就要看運氣了。

然後主任叔叔主動提到了報上關於Jian Li的報道。。。）有人告我們， 簡直可笑。他被耶魯錄取了，覺得每所他申請了的常青藤都該錄取他。我可以告訴你，合格的人數大大超過了我們可以招的人數，這是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情。每年都有上千名被我們拒絕的學生我們說不上來他們有什麼不好的。我們絕不對學生劃分成分，也沒有什麼評分標准來個什麼排名攔刀切的。一個學生錄取與否有很大的機遇性，可能和我們讀申請表的時間，順序都有關系。。。一對一的面試非常重要。 我這幾十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對於一個人將來會怎樣一定要保持謙卑謙遜的態度。

現在的申請書啊，簡直就要千篇一律了，每個人都有對某一事物執著的激情。。。我看過的申請材料多了去了，知道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哪篇嗎？那是我們普林斯頓的短文題目：請描述你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智力上的經歷。那天晚上，頭昏腦漲之時，看到一個十七歲的女生這麼寫道：我才十七歲，我還沒有經歷過任何重大的智力上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我想上普林斯頓的原因。這是我看到過的最好的答案！ 有的人的申請材料裡花大量筆墨闡述為什麼自己的成績單上有個B+，因為教那門課的老師是個白癡是個瘋子！。。。其實，不必嘗試把你自己塑造成一個你以為那樣子就能進常青藤大學的那種人。要做你自己。 還有一個孩子，他在申請書上說：我的分數很低，但它們是准確的。還有一個孩子在回答參加過哪些課外活動各參加了幾年的時候，寫了足球若幹年，但他又補充道：別讓我踢足球的年頭給唬住了，我是州裡最差的球隊裡的最差的隊員，幾乎從來輪不到上場的！

每個人在申請大學前都應該想想為什麼要上大學，希望從大學教育中得到什麼。。。 招生的難，難在沒有固定的標准，即使定下了標准，也沒有固定的可以用來衡量是否達標的參數，即使定下了參數，也沒有固定的可以用來衡量是否達到了某個參數的證據。標准是什麼，參數是什麼，該收集哪些證據，怎樣去收集證據，向誰去收集證據，這些都是招生的難題。。。
接下來，是問答。聽眾遞紙條，家長會會長念問題。

問：一個普普通通全面發展的學生，怎樣把自己和別人區分開呢？

答： 做你自己。要有這樣的態度：這就是我，希望你們喜歡我，不錄取我是你們的損失。

問：成績到底有多重要?

答：成績讓我想起買玩具時玩具包裝上寫的聲明： 沒有電池，需要組裝。 成績就象這沒有電池需要組裝的玩具。我見過很多進校的時候成績好得不能再好的學生，後來都崩潰了，因為他們太累了，他們的一生都在為再多得幾分奮斗，太累了。。。與之相反的，是有些進校時成績最差的學生，最後卻成為了偉大的人。機遇，運氣很重要。有個人英語拿C，但他一心想當醫生，我們也錄取他了，現在是很有名的大夫，英語還是不怎麼樣吧，那又有什麼關系呢。關鍵是整套材料要互相吻合。

問：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好？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問： 參加運動隊，樂隊有多重要？答：關鍵是要鼓勵孩子嘗試新鮮事物。比如到普林斯頓的學生很多喜歡上了劃船。

問：有人說東北地區的高中生申請大學尤其難，是這樣嗎？

答：這又是一個誤解(MYTH)。好象大家都恨不得為了小孩考大學容易點要搬到蒙大拿去。其實我倒也是鼓勵你們搬到那些偏遠地區去的，但不是因為所謂的那裡考大學容易，沒這回事，而是因為那裡壓力小，沒有什麼焦慮，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長大，更有個性。。。

問：那個說自己沒有什麼有意義的智力經歷的十七歲女孩，她被錄取了嗎？

答： 錄取了，還有那個成績很低但很准確的男孩，還有那個糟糕的足球運動員，他們都被錄取了，現在都很出色。他們很難不招人喜歡， 誠實， 放松，自信。

問：聽眾中的亞裔父母和學生想知道你對亞裔學生有什麼特別的建議？

答：沒有什麼特別的，和我給任何別人的建議一樣。

問：參加哪些課外活動對申請大學有幫助？

答：每年我總會接到幾個親朋好友的電話問類似的問題，我家孩子這個夏天該幹什麼，是不是該把他送去墨西哥為窮人造房子。。。我的建議是找個真正的工作，不是那種掙零用錢好玩的，而是真正的賴以生存的那種工作。和真正的老百姓，無論是老板還是顧客，打交道。從這些經歷裡學到的關於人生的課程，一輩子都受益無窮。

問（這是唯一的一個學生提問）：一篇出色的申請短文是不是就可以定乾坤？

答： 不行。我要重申，整套材料一定要能互相吻合。

。。。。。。

這是有意思的一個晚上，學到了不少東西。但後來好幾天心裡總是郁悶。。。現在終於想出來為什麼了： 每年那幾千名莫名其妙被拒的人裡頭，有多少是亞裔呢，有多少是沒有什麼背景的亞裔男孩呢？如果那個說自己只有十七歲沒有任何重大智力經歷的孩子，那個成績很低但很准確的孩子，那個糟糕的足球運動員，都是亞裔男孩，他們也會被錄取嗎？ 如果每年有幾千人莫名其妙被拒之門外，這是不是正說明大學錄取有欠公允呢？我們是不是該好好想想怎樣使這個過程更公正，而不是兩手一攤， 讓大家， 讓Jian Li接受現狀？如果能把這個數字降到幾百，幾十，世界是不是就會變得更美好？

啊，當時沒說，現在馬後炮了。但是我的孩子們還小，總有機會問的。不遞紙條，要站在離講台最近的麥克風前，直視著主任叔叔的眼睛問。希望主任叔叔也能直視著我的眼睛，毫不遲疑地說出令我放心的回答。

[班門斧]

量化，量化，一切都應該向量化發展。

記得恩格斯說過（大意）：任何學科只有到了能夠用數學來描述了，才能說是科學的。

誰說社會學、管理學、文學方面的東西就不能量化了。連“文風”都是可以量化的東西，《紅樓夢》前80後40回的異同，設一個數學模型，用電腦一走結果就出來了。

招生工作，單純靠招生官憑主觀操作，“機遇性”還是太大了。量化的過程，不等於僵化的過程（反對派常常都是從這個角度進行攻擊）。量化的程序、指標、公式也是可以不斷修改調整的，與僵化沒有必然聯系。（例如：要強調社會活動可以加進社會活動評分，要參考學校表現，可以加進操行評分）。大學招生工作的科學化，其理想方向是量化作業。

[WANGHU]

BMF說的有些道理，量化應該是最讓人無話可說的了。北美的確有對少數族裔優待的現象。比如這個例子，維基條目是：
en.wikipedia.org/wiki/...ra_Grutter

以下轉貼：

寫道:

趙劍俠：密西根大學招生歧視案情簡介 四月一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公開審理了一起最具爭議性的案件：密西根大學本科生院和法學院的招生政策是否違憲一案。這是二十五年來聯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正視早已引起非議的“平權措施”問題。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在“貝克控加州大學理事會”（Ｂａｋｋｅ　ｖ．Ｒｅ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一案中判決，禁止大學在招生時使用種族配額，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把考生的種族作為一個因素加以考慮。二十五年來，這一棱模兩可的判決，引起了擁護和反對“平權措施”兩派的激烈爭論。預計今年七月，聯邦最高法院將對密大招生政策是否違憲一案作出判決。這一次最高法院的判決，將影響美國所有大學的招生政策。　鑒於華人是一個最重視子女教育的族裔，本文試圖通過對密大招生案情的簡單介紹，以期引起華人對大學招生政策的關注，為爭取有利於華人的招生政策而抗爭。 在美國兩百　多所國家級的頂尖大學中，密西根大學排行第二十五名；在美國五十個州的一千多所公立大學中，密西根大學排名第三。每年大約有２５，０００人申請密大本科生院，最後實際錄取５２００人左右。在全美兩百多所法學院中，密大法學院排名第七。每年大約有５０００人申請密大法學院，最後實際錄取３５０人左右。這是一所入學競爭相當激烈的大學，也是許多優秀學生夢寐以求的理想大學。 家住密西根州的白人女學生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Ｇｒａｔｚ從小就把密大當作了自己的理想大學。１９９４年秋，１７歲的Ｊｅｎｎｉｆｅｒ，高中１２年級，向密西根大學遞交了入學申請書，申請進入該校１９９５年秋季的文理學院讀書。Ｊｅｎｎｉｆｅｒ的高中平均成績在８３％的學生以上。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參加了許多課外活動，她是學校連續四年的啦啦隊員，運動隊員，學生會的副會長，一個全國性榮譽社團的成員。此外，她還抽出時間給低年級學生輔導數學，到老年人活動中心做義工。但是，對密西根大學來說，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做得還不夠。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對采訪她的電視台記者說，她永遠忘不了那一天。她參加了學校的啦啦隊排練，回到家裡，拆開了一封密西根大學的來信。還沒有讀完前三行，Ｊｅｎｎｉｆｅｒ的眼淚就嘩嘩流了下來，接著就失聲痛哭。事後當她得知密西根大學拒絕她入學的原因是種族問題的時候，她內心裡的失望痛苦就轉化成了憤憤不平。 １９９６年秋，情況與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基本相同的白人男學生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ｍａｃｈｅｒ，１７歲，密西根居民，高中１２年級學生，申請密西根大學１９９７年秋季的文理學院本科生。一開始他被密大列入等待錄取學生名單，最後被密大正式拒絕入學。拒絕Ｐａｔｒｉｃｋ入學的原因也是種族問題。 事後經過調查發現，在拒絕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入學的１９９５年和拒絕Ｐａｔｒｉｃｋ入學的１９９７年，密大錄取了所有學習成績與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相同的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不管這些族裔的考生是密西根居民或者外州居民，甚至許多考生的還成績遠遠低於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向美國聯邦地區法院遞交了訴狀，代表所有受到種族歧視招生政策傷害的學生，控告密西根大學的招生政策偏袒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印地安裔考生，歧視白人、亞裔和阿拉伯裔的考生，違背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憲法基本原則。他們請求法院禁止密大繼續使用帶有種族歧視性的招生政策，並特別請求法院判決當時的密大校長Ｌｅｅ　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和剛離任的前校長Ｊａｍｅｓ　Ｄｕｄｅｒｓｔａｄｔ以個人家庭財產賠償原告人的一切經濟損失，因為他們作為一校之長，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密大的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的招生政策違背憲法。聯邦地區法院將這個案件定性為集團訴訟，把案件（Ｇｒａｔｚ　ｖ．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分配給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審理。 原告方的律師向法庭提交了收集到的一切證據。這些證據顯示，從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８年，密西根大學對不同種族的考生使用了兩種不通的錄取標准。對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使用了一個比較低的入學門檻；對白人、亞裔和阿拉伯裔的考生使用了一個比較高的入學門檻。同樣的成績，有的考生被錄取，有的考生被拒絕；甚至，優秀考生被拒絕，成績差一大截子的考生被錄取。在某些情況下，決定錄取與否的主要因素就是考生的出身和種族。 從１９９９年開始，為了應付訴訟，密西根大學對其招生政策做了技術性的改動：取消了原來的兩種錄取標准，改為給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考生額外加分的做法。按照新的綜合計分的規定，滿分為１５０分，凡是綜合成績超過１００分的考生，將自動被密大錄取；成績介於９９與９５之間的考生，列入錄取或者等待錄取名單（ａｄｍｉｔ　ｏ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成績介於９４與９０之間的考生，列入等待錄取或者錄取名單（ｐｏｓｔｐｏｎｅ　ｏｒ　ａｄｍｉｔ）；成績介於８９與７５之間的考生，列入推遲決定或者等待錄取名單（ｄｅｌａｙ　ｏｒ　ｐｏｓｔｐｏｎｅ）；成績在７４與７４以下的考生，列入推遲決定或者拒絕入學名單（ｄｅｌａｙ　ｏｒ　ｒｅｊｅｃｔ）。按照這套綜合計分政策，一個考生的１６００分（滿分）的ＳＡＴ成績，只相當於１２分；一篇優秀論文，只得一分；密西根居民，可得１０分；父母親是密大校友的考生，可得４分；出生於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考生額外增加２０分。現在密西根大學繼續使用著這一套招生政策。按照這種招生政策，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ＳＡＴ考０分的非洲裔學生，比一個ＳＡＴ考１６００分的亞裔學生，錄取的機會都要大。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狀告密西根大學本科生院的訴訟剛剛進行了三個月，１９９７年１２月，另一名白人女生，名叫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ｒｕｔｔｅｒ，向聯邦地區法院控告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在入學招生中使用了帶有種族歧視性的招生政策。由於Ｂａｒｂａｒａ聲稱代表她自己和一切受到種族歧視政策傷害的學生，這個案件也被定性為集團訴訟（Ｇｒｕｔｔｅｒ　ｖ．Ｂｏｌｌｉｎｇｅｒ），由法官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審理。 Ｂａｒｂａｒａ　１８年前（１９７８年）以優秀的學習成績從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獲得理工本科學士學位。她的大學平均成績是３.８１，法學院入學考試成績是１６１分。當時她決定先工作幾年以後再去讀法學院。一開始她給一家公司當健康顧問，後來晉升為部門經理。１９８６年，Ｂａｒｂａｒａ創建了自己的健康信息服務公司，經營非常成功。１９９６年，已大學畢業１８年，年齡４３歲，已有兩個孩子的Ｂａｒｂａｒａ，決定實現自己當年的願望：攻讀法學院，拿一個法學博士學位。她申請密大法學院１９９７年秋季入學。一開始，密大學法學院把Ｂａｒｂａｒａ列為候補學生（Ｗａｉｔ－ｌｉｓｔ），最後又拒絕了她的入學申請。直到現在，Ｂａｒｂａｒａ還在等待法院的最後判決，准許她進入密大法學院實現自己當年的夢想。 事後經過調查發現，密大學法學院在拒絕Ｂａｒｂａｒａ入學的１９９７年，錄取了許多成績遠遠低於Ｂａｒｂａｒａ的考生，這些考生都是來自下列三個族裔：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Ｂａｒｂａｒａ的律師向聯邦地區法院提供了許多證據。這些證據證明，密大法學院采取了每年給“特定族裔”考生保留一定配額的做法（１０％到１７％）。整個法學院有１０００多名學生。每年錄取新生３５０人左右，其中保證招收４０到４５個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學生。因此，為了保證招收１０％到１７％的西語裔、非洲裔和印地安裔的學生，法學院就制定了兩種取標准：一種高標准用來錄取白人、亞裔和阿拉伯裔考生；另一種低標准用來錄取西語裔、非州裔和印地安裔考生。所以，同樣的成績，能否被錄取，完全取決於考生的出身種族。密大法學院的這種給“特定族裔”保留一定配額的招生政策，使用至今，不曾改動。 密西根大學不否認其招生政策帶有種族傾斜性和種族偏袒性，不否認在錄取考生時使用了兩種錄取標准，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考生的出身種族起了關鍵性和決定性作用，不否認在某些情況下，拒絕了優秀考生和錄取了成績差的考生。但是，密西根大學認為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促進學生群體的多元化。這樣做有利於不同族裔之間的互相理解，有利於形成一個“白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氣氛。這樣做符合密西根州政府的重大利益。而且，聯邦最高法院在１９７８年的“貝克控加州大學理事會”一案中准許把考生的種族作為一個因素加以考慮。所以，密大認為自己的招生政策根本不存在違法違憲問題。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狀告密大本科生院的案件經過三年多的折騰，其中包括原被告雙方多次向法庭提交書面證據，專家證據，甚至統計學家的統計數據，雙方互相交換證據，第三人申請介入訴訟的拒絕與批准，等等法律程序。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聯邦地區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認為原被告雙方對案件基本事實沒有爭議，即密大的招生政策確實帶有種族傾斜性和種族偏袒性，雙方所爭執的焦點在於密大的這種做法是否違背憲法。鑒於這只是法律的適用和解釋問題，所以，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認為此案已沒有開庭審理的必要，便直接對此案做出了裁決。法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ｇｇａｎ裁決密大本科生院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和１９９８年的雙重標准的招生政策違背“人人生而平等”的憲法原則；但是，自１９９９年起，密大修改後的招生政策，即給“特定族裔”考生額外增加２０分的做法，屬於“平權措施”的照顧范圍，沒有違背憲法，密大可以繼續使用這種照顧“特定族裔”的招生政策。對於這個判決，原被告雙方都不滿意，都提出了上訴。原告方的上訴理由是：密大現行的招生政策與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根本沒有實質上的區別，既然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違憲，那麼現行的招生政策，理所當然，也是違憲的。密大的上訴理由是：現行的招生政策與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沒有實質區別，既然現行的招生政策沒有違背憲法，那麼，１９９９年以前的招生政策也是合法的。於是，這個案件又擺到了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法官的面前。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Ｇｒｕｔｔｅｒ狀告密大法學院的官司也經過三年多時間的折騰，盡管雙方所爭執的焦點也是法律的適用和解釋問題，但是，這一次法院卻決定公開開庭審理此案，並且由三位法官共同審理此案。經過四個星期的公開審理，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７日，聯邦地區法院判決密大法學院的招生政策違背憲法。判決書指出促進學生群體多元化的做法並不是政府的重大迫切利益；即便是政府的重大迫切利益，密大法學院的做法也過頭了，超出了應有的限制。因為這種照顧“特定族裔”的招生政策沒有時間方面的限制；另外，每年保證招收１０％到１７％的“特定族裔”學生，與種族配額沒有實質上的區別，這是最高法院在“貝克控加州大學理事會”一案中明令禁止的。聯邦地區法院責令密大立即停止使用這種帶有種族歧視性的招生政策。密大接到判決書以後，表示不服，當即提出上訴。於是這個案件也到了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 一般來說，上訴法院審理案件，通常由三位法官共同審理。但是，鑒於這兩個案件在全美國的重大影響性，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決定由全體九名法官共同審理這兩個案件。２００１年１２月，聯邦第六巡回法院在辛辛那提市公開審理了密大本科生院和法學院的招生政策是否違憲的案件。雙方律師在法庭上進行了激烈辯論，九名法官也向律師質問了許多尖刻的問題。法庭上的辯論結束了，但法院內部卻又吵成了一鍋粥，九名法官的意見嚴重分歧。五個多月以後，２００２年五月，聯邦第六巡回法院九名法官以５比４的多數，以一票之差，推翻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認定密大法學院的招生政策沒有違背憲法，密大法學院有權制定促進種族多元化的招生政策，促進種族多元化屬於政府的重大利益。持不同意見的四名法官認為密大法學院的招生政策嚴重違憲；而且認為上訴法院審理此案的程序違法，否則，將會是另一種結果。２００２年八月，原告請求聯邦最高法院審理此案。 聯邦第六巡回上訴法院在同一天審理了密大本科生院和法學院的兩起案件，雖然在五個月以後，以五比四的一票之差作出了對法學院招生政策的判決，但是，對密大本科生院的招生政策是否違憲一案，卻遲遲作不出判決。在等待了十個月以後，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原告一方申請聯邦最高法院直接審理此案，不需等待上訴法院的判決，因為不知道還要等多長時間；同時，原告也希望最高法院能夠把密大法學院和本科生院的案件放在一起審理。這一請求實屬罕見。 每年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案件成百上千，但是最高法院只挑選其中幾十個在全國具有重大影響性的案件進行審理。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具有闡述法律精義，指導下級法院審案，補充法律空白的重大作用。但是，最高法院一般不輕易去觸動政治色彩太濃的案件。自從１９７８年以５比４的微弱多數對“貝克控加州大學董事會”一案作出一個招致社會各界激烈批評的判決以後，最高法院曾經數次拒絕審理有關“平權措施”的案件。這一次最高法院決定審理密大法學院的招生政策，尤其是直接審理上訴法院尚未作出判決的密大本科生院的招生政策一案，確實出乎人們的預料之外，既令人興奮，也令人納悶。今年７月，最高法院將再一次作一個棱模兩可、稀裡糊塗的判決呢？還是徹底解決這一爭論了二十多年的政治難題呢？　爭議的雙方都在舉目以待。 作者認為從法律上來說，本案並不復雜。之所以把它稱之為政治難題，是因為此案涉及到了黑人的利益問題。今天的美國黑人已經不是馬丁路得金在世時的黑人。馬丁路得金所提倡的那種“不合作”的和平的抗爭方式，早已經被人們忘記和拋棄了。如果最高法院判決大學招生中的“平權措施”違背憲法，那就等於剝奪黑人的既得利益。到時候黑人是否會暴亂，上街打砸搶，這才是法官最頭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