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连蔚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说：“别让姚连蔚从陕西飞了。”因此，姚仍兼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住在北京阜成门外马神庙全国总工会宿舍大院里。他除了例行的外交礼仪事务外，还兼任国务院常规武器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因为他是军工厂工人出身。虽然当车工和领导科研是两回事，但毕竟名义上有点沾边。
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但是不说话，不点头，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撑。好在那时40岁出头，精力充沛，常常两天两夜不睡觉看材料，了解要处理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中央对与他一起提升的吴桂贤、孙健（国务院副总理）、李素文等人实行的都是巴黎公社式的工资制度，提职不提薪。姚连蔚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拿的还是1959年的四级工资。每月几十元。他的粮食关系、工资关系一直留在陕西的工厂，因此，他实际上还是个工人，只是领取高干补贴而已。
1976年文革结束。姚连蔚开始走下坡路了。197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纪登奎、陈永贵三人约他谈话，说：“陕西有人告你的状。如果再让你继续工作，怕群众会有反映，中央不好解释。因为，事情尚未弄清楚。”于是，姚连蔚开始停职接受审查。与他前后接受审查的还有一大批人：吴桂贤、孙健、庄则栋、孙玉国……一年以后，姚连蔚被送回西安继续接受审查。1979年2月，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那一天，他被逮捕，关进了西安北郊的监狱。
两年半的关押以后，1981年10月29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免予起诉书》，上面写着：
1967年9月2日，西安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西郊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9月4日，姚连蔚主持召开“新西机”（即今昆化机械厂）委员会，研究决定对另一派参加武斗的部分人员进行审讯，索取参与武斗的口供。其间，有一人被打成重伤，姚连蔚看到后，未予制止，以致那人伤重死亡。姚连蔚又召开会议，统一口径，编造死因，企图欺骗群众，逃避罪责。这触犯了刑法143条的规定，已构成犯罪。但考虑到姚连蔚的犯罪行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未经关押教育，故决定予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
出狱后，姚连蔚成为家庭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的大儿子是火车司机，二儿子是炼钢工人，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可以说是个工人之家。姚连蔚说：“艰难时期已经过去，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
姚连蔚在北京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拿的还是他1959年四级工的月薪58.86元。近几年，周内多次调整工资，同姚一起进厂的工友月薪已提到130多元，他夫人的月薪也升为110元，而姚仍是58元。姚连蔚已申请退休，昆仑机械厂年轻的厂长邱世杰说，应当历史地看问题，他主张对姚退休时的工资放宽一些。
姚连蔚的夫人王桂兰——昔日该厂厂部档案室机要员、后在车间当办事员——是山西汾阳人，已届知命之年，她“处事不惊”，是“贤妻良母”。她不为丈夫做高官而趾高气扬，也不因丈夫“削职为民”而万念俱灰。王桂兰说她和姚连蔚曾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上班，同一天加入共产党，志同道合，心心相印。
姚连蔚说，他有贤慧的妻子，因而能够活下来。出狱后，他成为家务管理员、采购员、炊事员、学习辅导员。他27岁的大儿子已是火车副司机，26岁的二儿子是炼钢工人，18岁的三儿子正在技工学校读书。姚连蔚在长安老家还有两间平房，他不时回家看望乡亲，种花养草，爬山钓鱼，寻求乐趣。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得了中心网膜炎，盲而不瞎，只能看大目标，但他还是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他把中医书当作小说阅读。他并没有“不为良相平天下，亦当为良医济世人”的志向，他的学习动机，是因为工厂不给他报销医药费。
1984年，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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