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的糊塗]

問：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華人“自-幹-五”現象》發於東網，作者李宇暉發現“留學生論壇上的民族主義不是一般的激進，對宏觀問題的主流意見遠比大部分國內網站要左得多”。為什麼會這樣？應該不是虛偽或是表裡不一那麼簡單。



答：確實不是像“虛偽”或“表裡不一”那麼簡單。既然不簡單，那就請允許我說得仔細一些。中國的教育制度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善於“雙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學生的“自-幹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雙重思想”一旦在國內訓練成了，到了外國也照樣運轉。“雙重思想”是一種“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個人能同時擁有兩種相互抵觸的想法或兩種相互矛盾的價值觀，能夠說服自己，兩個明明不相容的對立面都是正確的，前30年正確，後30年也正確就是一個例子。

正如奧維爾在《1984》裡所描繪的，極權制度是一種產生普遍認知失調的制度，它強迫所有的人說一套做一套，戴著假面生活，長而久之，成為一種習慣，形成自動化的雙重思想心理機制。“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沖突、相互矛盾的東西，時而用“一分為二”，時而用“辯證統一”灌輸到人們的頭腦裡。認知失調對人造成心理的傷害——失恒、無所適從、焦慮、挫折感、失敗感、自卑、沮喪、不快樂，因此人都會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降低或消除認知失調，以恢復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華人“自-幹五”的認知失調表現在，他們一邊“愛國”（認知），一邊在美國生活（選擇和行為）。要消除這二者之間的失調，有兩種方式。第一改變行為，那就是回國，這是最簡單的，但也是最難的，因為他們並不願意回國。第二是調適認知。正如挪威社會學和政治學家埃爾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書中指出的，人的選擇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實際上不想“回國”），在認知上就很難不多不少地精准調適，調適經常會變成“過度調適”(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審查制度裡，執行審查的刊物和出版社會把“自我審查”作為適應性選擇，但經常是過度自我審查。海外華人“自-幹五”那種很誇張的愛國也是一種過度調適。

問：為什麼他們會表現得更為積極，或是說“誇張”？

答：這涉及認知失調的另一個方面。自己出錢的愛國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團的愛國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積極。這個看似奇怪、違反常理的現象可以從下面這個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實驗得到解釋。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裡爾·卡爾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心理實驗。他們讓71名實驗參與者重復做一件極為枯燥單調的事情，參與者們當然都對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參與者們被要求去勸說自己的朋友也來做這件事情，告訴他們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義的事情。參與者們有的得到1美元的報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報酬。

所有參與者們都被迫陷入這樣一種認知失調，“我告訴別人這件事情很有趣，而實際上我覺得它非常無聊”。這明明是在說謊，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報酬的人在說謊時更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更容易相信，我不是為了錢才這麼說的，我真誠地認為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卻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了錢才說的謊，因此反而更願意承認“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這個事實。

得1美元報酬的人比得20美元報酬的人更積極言不由心地勸說別人，當然，他們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由心”。他們因為沒有金錢利益的動機，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沒有說謊，以平息自己的認知失調，而得20美元報酬的人則比較不需要平息這樣的認知失調。

拿錢少的比拿錢多的更需要認知失調的自我調適，不拿錢的“自-幹五”比拿錢的“五-毛”更表現出積極熱情。不久前還有一個例子。有一幫大媽在聯合國總部前唱“紅歌”，她們說，唱紅歌是因為熱愛社會主義。有人挖苦說，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大媽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詞。其實這些大媽就是普通百姓，既沒有拿政府津貼，也不是來執行組織任務的。試想，如果她們唱紅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費旅美的組織活動，唱歌是她們的工作任務，那麼，她們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務。唱歌並不一定需要用真誠熱愛社會主義的動機來解釋。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幹五”那樣，自己掏錢買機票、食宿自理，還把有限的旅游時間花在唱紅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為真誠熱愛社會主義才唱的紅歌，豈不等於自己承認是犯傻和丟人？唱紅歌的大媽們不但不覺得犯傻，反而覺得光榮，這便能平息她們的“認知失調”。然而，許多旁人不認同她們這種行為，那是因為他們身處於認知失調的情境之外，所以覺得那是一種非理性的奇怪行為。

[冇散纸]

似乎可以解釋火星的雙重性格…

[溫東小兵]

這是自己給自己找轍吧？ 哈哈！ 笑死人了

[溫西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