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的糊涂]

问：2014年有一篇文章叫《海外华人“自-干-五”现象》发于东网，作者李宇晖发现“留学生论坛上的民族主义不是一般的激进，对宏观问题的主流意见远比大部分国内网站要左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应该不是虚伪或是表里不一那么简单。



答：确实不是像“虚伪”或“表里不一”那么简单。既然不简单，那就请允许我说得仔细一些。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善于“双重思想”的人，那些留学生的“自-干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双重思想”一旦在国内训练成了，到了外国也照样运转。“双重思想”是一种“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其特征是，一个人能同时拥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想法或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能够说服自己，两个明明不相容的对立面都是正确的，前30年正确，后30年也正确就是一个例子。

正如奥维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真理部的工作就是把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东西，时而用“一分为二”，时而用“辩证统一”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认知失调对人造成心理的伤害——失恒、无所适从、焦虑、挫折感、失败感、自卑、沮丧、不快乐，因此人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和心理上的平衡和恒定。

海外华人“自-干五”的认知失调表现在，他们一边“爱国”（认知），一边在美国生活（选择和行为）。要消除这二者之间的失调，有两种方式。第一改变行为，那就是回国，这是最简单的，但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回国。第二是调适认知。正如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酸葡萄》一书中指出的，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实际上不想“回国”），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制度里，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海外华人“自-干五”那种很夸张的爱国也是一种过度调适。

问：为什么他们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或是说“夸张”？

答：这涉及认知失调的另一个方面。自己出钱的爱国者比受雇的或既得利益集团的爱国者更富有激情，也更积极。这个看似奇怪、违反常理的现象可以从下面这个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得到解释。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实验。他们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而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比较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拿钱少的比拿钱多的更需要认知失调的自我调适，不拿钱的“自-干五”比拿钱的“五-毛”更表现出积极热情。不久前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帮大妈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她们说，唱红歌是因为热爱社会主义。有人挖苦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其实这些大妈就是普通百姓，既没有拿政府津贴，也不是来执行组织任务的。试想，如果她们唱红歌是一些身份特殊者公费旅美的组织活动，唱歌是她们的工作任务，那么，她们唱了歌也就完成了任务。唱歌并不一定需要用真诚热爱社会主义的动机来解释。反倒是普通百姓，像“自-干五”那样，自己掏钱买机票、食宿自理，还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相信自己是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的奇怪行为。

[冇散纸]

似乎可以解释火星的双重性格…

[温东小兵]

这是自己给自己找辙吧？ 哈哈！ 笑死人了

[温西大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