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豆]

九七后，北京之所以反对香港有真普选，是害怕香港出现一个「与中央对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发起佔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行动，以要求英国支持香 港的民主抗争，可是此举却引起一些「归英派」网民反对，他们认为英国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现在有求于英国，所以不能以如此对抗的态度对待英国驻港人员。

可是，回顾历史，战后香港政府，固然不会对中国卑躬屈膝，但它对于自己的老闆──伦敦，也不会绝对服从（就算对美国，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针，此点 日后另文再谈），更经常顶撞伦敦，虽然有时都要屈服于「祖家」的指令下，可是这种敢于抵抗英国指令的态度，却是战后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别注 明外，将根据英国的经济史学者Catherine Schenk的两份着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书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别说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顶住英国财政部（The Treasury）的压力，不惜动摇英镑区（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卫香港的自由货币兑换市场；以及1967年英镑贬值导致香港的英镑储备有所损失后，港府如何与伦敦讨价还价，最终争取到香港 的英镑储备价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镑区「缺口」，伦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对

在战后至1972年，港币与英镑挂勾，香港属「英镑区」的成员。二次大战后，英国藉着与英联邦成员（包括英国属土、已独立的英联邦国家）组成的「英 镑区」，限制英镑的自由兑换。英镑区成员国与英国之间，货币交易及资金流动不受限制，可是对英镑区外国家，所有成员须与英国採取统一的外汇管制措施。香港 虽然在英镑区，但却是英镑区共同外汇管制体系的缺口（另一个为科威特），这是源于当时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汇市场外，同时还有一个自由兑换的外汇市场（以美 元为大宗，但亦可兑换各种欧亚货币）。在官定的兑换市场，港元与英镑挂勾，按此兑换率而换成的外汇，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兑换市场，港币汇价由供 求决定，兑换数额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这样，香港就成为英镑区民众用来规避外汇管制的缺口，英国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将英镑汇至香港的户口换成港元，然 后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场，随意将之兑换成美金，结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国财政部多次建议取缔香港的外汇自由市场交易，但遭到当时港督葛量洪坚决反 对，结果未有成事，当然这除了由于港府反对外，也因为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国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属上级部门）在权衡有关的政治风险，并评估政策可行性后，反对财政部的建议。


港府为保自由市场，不顾英镑区死活

既然不能取缔香港的自由外汇市场，就只能控制英国居民将资金汇至香港以避开外汇管制。1950年英国政府限制香港与英镑区其他成员之间的活期户口往 来，及至1957年，不再容许英国居民从其他英镑区国家或地区，买入美元及其他外币证券，以防止他们从香港购入美元证劵，然后出售套现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镑从英国流入香港银行的户口，这些非法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全因为港府根本从来没有认真执行有关法令。1966年5月英伦银行的 M.F. Culhane访港，发现此等非法交易的规模，比当初估计的更为严重，Culhane更在其访港报告中指出，当时香港财政司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说（虽然并非很正式地宣称）：

「我宁愿让香港离开英镑区，也不愿放弃自由市场」1（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时，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尽量不执行英镑区外汇管制法规2。 最后，因伦敦施压，港府才设立独立的外汇管制专员，由英伦银行借调人手担任，以有效执行相关法规，可是此时，港府与本地华洋银行界及商界，早已长期串通以 规避英国要求的外汇管制，单凭一名来自伦敦的专员，已不能改变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在捍卫英镑区和英镑一事上，港府对伦敦连最低度的合作也没有3。但就是因为港府不惜牺牲英国利益而捍卫自由货币市场，令香港发展成亚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场吸引资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业很容易筹集资金，令战后香港得以急速工业化，同时使第三产业日趋蓬勃。

在英镑贬值后港府对伦敦的讨价还价

由于当时香港属于英镑区，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差不多全部都兑换成英镑，而本地的银行亦有大量英镑存款。若英镑贬值，香港官方储备及银行存款都会蒙 受损失，可是二战后，英镑持续有贬值压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GMT）早上九点半，英镑区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澳洲及新西兰 四国，率先收到英镑贬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时后，才收到伦敦通知，结果引起港府官员及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的强烈不满。当时，英镑对美元贬值了约 14%，结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银行，合共损失了五千六百万英镑（56 million），以当时的币值及港府财政状况而言，此损失甚大。

事后，当时的总督戴麟趾向伦敦表达强烈不满，指出英国没有尽宗主国的责任保护香港利益，他更联同财政司郭伯伟，要求伦敦赔偿是次贬值为香港所带来的 损失，并容许港府将储备货币多元化，但遭到英国财政部严词拒绝。一些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可见及此，便以辞去两局议员职位为要胁，迫使伦敦答应港府要求。之 后，英国财政部官员认为，鑑于有行政立法两局议员威胁辞职，若完全忽视其要求，可能有损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即使只从英镑的稳定来考量，若伦敦寸步不让，香 港一众银行会质疑港府在英镑再次贬值时，有没有财力赔偿其英镑存款的汇率损失，结果只会令这些银行赶快将手中的英镑兑成美元，对英镑造成更难应付的冲击。 最后，虽然伦敦仍坚拒让港府将储备货币多元化，但决定用一种方法为香港的英镑储备提供兑换保证，即是若日后英镑再次贬值而造成香港损失，英国会赔偿，香港 成为英镑区中第一个取得这种保证的成员，即使是英镑区的独立国家，也要在随后才得到同类保证。郭伯伟退休后回忆，在英镑贬值的善后安排上，他和其下属，是 「盲目的爱港者」4。


「香港共和国」──战后香港越来越似一个独立国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伦敦殖民地部的官员，就为港府起了一个绰号──「香港共和国」（Republic of Hong Kong）5。 虽然当时香港既非独立国家，又不是由当地民选自治政府负责内务的自治领，但由于香港政府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使英属香港在事实上，越来越似一个独立国 家，这主要体现在香港财政及对外经贸关係上。1958年，伦敦不再审批港府年度财政预算桉，正式确立香港的财政自主权。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开始 派遣自己的代表，与各国进行商贸谈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开始在世界各国设立自己的经贸代表处。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贸谈判团，虽然都由英人领 导，但他们通常并非以其祖国──英国的利益为优先，而是将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结果有时伦敦与港府代表团之间，犹如两个贸易对手国家，香港对外商贸的自主， 保障了香港的经济利益，并使日后中国同意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确保香港在对外经济关係上的自主权6。


结语：香港要争取最大的自主，不能向任何地方卑躬屈膝

上述历史给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启示，就是以前香港虽然是殖民地，但战后香港的成功，不在于它向香港以外的强权卑躬屈膝、祈求恩赐，而在于它能够坚强地 向这些强权争取最大的自主权和利益，当然香港要善用本身的筹码，才能够与强权讨价还价，从而扩展香港生存及发展的空间。九七后的香港，之所以日益衰败，很 可能由于特区政府及本地权贵，已不再持守这种力争自主的传统，更视这种传统为「大逆不道」的「港独心态」。即使如此，只要香港民间能够透彻了解及认同这种 传统，香港的未来，还是有希望。人类历史已话俾大家知，衰世中拨乱反正的希望，往往来自民间的不屈精神。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顾汝德（Leo. F. Goodstadt）着，马山等译，《官商同谋》（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页120
3. 顾汝德，《官商同谋》，页120
4. 曾锐生着，陈淑祯等译，《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笔者数年前研读战后英国殖民地部档桉及一些学术着作时，亦有见过这个称呼。
6. 曾锐生，《管治香港》，页108-111；顾汝德，《官商同谋》，页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