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

紐約時報：德國為何怕谷歌？
2014-10-14 11:45:14 紐約時報 [0條評論,查看/發表評論]

　　柏林——如今，德國擁有很多名號：清潔技術的領軍者、制造業的引擎，以及歐洲的外交政策中心。然而，人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對它有了另一種成見——一個勒德派之國。

　　說實話，對於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並不是個好地方。即將就任歐盟負責數字經濟與社會的委員的德國官員京特·H·厄廷格(Günther H. Oettinger)攻擊谷歌(Google)在歐洲的影響過大，還表示希望能“削弱”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在柏林，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西格瑪爾·加布裡爾(Sigmar Gabriel)正在調查，德國是否能把谷歌列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將其納入嚴格的國家監管的范疇。

　　在咖啡館或啤酒屋提到谷歌時，德國人往往會用上負面詞匯。人們經常稱之為“章魚”。即便是像斯普林格(Springer)——德國最大的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瑪蒂亞斯·德普夫納(Mathias D?pfner)這種在國際商界地位顯赫的人物，都說他“害怕谷歌”。

　　谷歌並非這種日耳曼怒火的唯一目標。幾周前，一家德國法院以違反了針對專業司機的聯邦許可法為由，禁止Uber公司在德國境內運營。亞馬遜(Amazon)則因為工作條件和薪酬問題，與德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之一Verdi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在外人眼中，這一切似乎只是德國人集體焦慮的又一例證。這種觀點認為，德國是一個神經緊張的數字革命看客，會因為對一切新生事物的恐懼和對所有美國東西的懷疑而瑟瑟發抖，這個私密的社會仍然受到斯塔西(Stasi)歷史的折磨，高估了數據保密的重要性。

　　不過，這種漫畫形象並沒有說到點子上。德國人並不害怕科技。我們也不討厭美國。正好相反：蘋果(Apple)每有新品發布，德國媒體就會為之瘋狂，人們則會在蘋果旗艦店門前排起長隊。大多數德國人每天都會使用谷歌服務和Facebook，可以駕輕就熟地搜索詞匯或者回應加為好友的請求。

　　在政界，“硅谷”是一個神奇的字眼，一個柏林向往成為的地方。我們的議員和商界領袖希望自己看起來非常酷、或者想尋找靈感的時候，也會前往硅谷。在為一本關於硅谷的新書進行推介發言時，加布裡爾的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向往。他告訴觀眾，90年代末他第一次去硅谷時，漫步在帕洛阿爾托的街道上，四處尋找惠普(Hewlett-Packard)起家的那間車庫，覺得空氣中彌漫著創新的魔力。

　　這是怎麼了？德國怎麼會對科技，對科技公司，既愛又怕呢？要理解這一點，關鍵是要看到在表象之外，它們所代表的企業模式。

　　這個沖突的真正根源，在於這些正在歐洲市場上掀起風暴的硅谷企業——之前是初創公司，現在是巨頭——與生俱來的經濟文化。要創辦和發展亞馬遜或Uber這樣的公司，需要有一種特定的自由意志主義牛仔心態，把障礙和規則拋諸腦後。

　　硅谷既不害怕罰款，也不怕政治譴責。它投入了大筆費用，在布魯塞爾和柏林游說，但是它發現民主政治進程過於緩慢，於是便在同時按自己的規則辦事。Uber直截了當地說，不管法院怎樣裁定，它都會繼續在德國經營業務。亞馬遜向德國出版商施壓，要求它們以較低的價格在其平台上提供書籍——不顧德國要求出版商必須在所有地方以同樣的價格出售圖書的法律規定。

　　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讓德國人變得這麼神經質。一方面，我們樂意變得更像他們那樣：更無所顧忌、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也讓德國人（和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的人）不寒而栗。我們當然會這樣，因為這挑戰了我們對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德國選民和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永遠甚於對任何私人企業的信念，無論這家公司多麼堅定地聲稱自己具有善意。對“國家”的信任是難以衡量的；根據現任政府的表現和人員等因素，民調結果的差異很大。但是，對於重要的國家機構——聯邦議院、法院和警察——德國人的信任度往往遠高於美國人。

　　主要黨派，無論左右，都不會呼吁縮減政府的規模；唯一主張這麼做的黨派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它弱小到無法在聯邦眾議院獲得哪怕一個席位，連要在州級選舉中出線都不容易。世道艱難的時候，美國人對國家的信任往往會下降，而德國人的這種信任卻會增加。當有問題出現，我們就會指望“祖國父親”保護我們。

　　像硅谷公司帶來的那些“顛覆性”商業模式的挑戰，也屬於這種情況。事實上，像加布裡爾這樣的政界人士——他曾說過：“我們必須馴服硅谷資本主義”——之所以跟亞馬遜和Uber過不去，原因就在於，這樣做鐵定可以幫他們贏得選票。即使是那些一般會支持放松監管的政界人士，比如厄廷格，也知道指責高科技公司是個聰明點子。

　　硅谷公司想在德國取得成功，就需要遵從德國和歐洲市場的特殊性。我們熱愛科技，但我們希望科技公司以我們青睞的方式來提供它。在德國，牛仔只應存在於電影裡。

　　作者安娜·紹爾布賴(Anna Sauerbrey)是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的評論版編輯。　　翻譯：陳柳、土土

[孩兒他爸]

呵呵德國人變得神經質了

[本那比經略]

死板的德國人當然不喜歡無拘無束的谷歌。。。

[eflee]

google太誇張了，遠超出了企業能影響的范疇。某一天你發現除了它別無選擇就太晚了。

[絕不用力]

Norm 寫道:

紐約時報：德國為何怕谷歌？ 2014-10-14 11:45:14 紐約時報 [0條評論,查看/發表評論] 　　柏林——如今，德國擁有很多名號：清潔技術的領軍者、制造業的引擎，以及歐洲的外交政策中心。然而，人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對它有了另一種成見——一個勒德派之國。 　　說實話，對於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並不是個好地方。即將就任歐盟負責數字經濟與社會的委員的德國官員京特·H·厄廷格(Günther H. Oettinger)攻擊谷歌(Google)在歐洲的影響過大，還表示希望能“削弱”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在柏林，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西格瑪爾·加布裡爾(Sigmar Gabriel)正在調查，德國是否能把谷歌列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將其納入嚴格的國家監管的范疇。 　　在咖啡館或啤酒屋提到谷歌時，德國人往往會用上負面詞匯。人們經常稱之為“章魚”。即便是像斯普林格(Springer)——德國最大的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瑪蒂亞斯·德普夫納(Mathias D?pfner)這種在國際商界地位顯赫的人物，都說他“害怕谷歌”。 　　谷歌並非這種日耳曼怒火的唯一目標。幾周前，一家德國法院以違反了針對專業司機的聯邦許可法為由，禁止Uber公司在德國境內運營。亞馬遜(Amazon)則因為工作條件和薪酬問題，與德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之一Verdi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在外人眼中，這一切似乎只是德國人集體焦慮的又一例證。這種觀點認為，德國是一個神經緊張的數字革命看客，會因為對一切新生事物的恐懼和對所有美國東西的懷疑而瑟瑟發抖，這個私密的社會仍然受到斯塔西(Stasi)歷史的折磨，高估了數據保密的重要性。 　　不過，這種漫畫形象並沒有說到點子上。德國人並不害怕科技。我們也不討厭美國。正好相反：蘋果(Apple)每有新品發布，德國媒體就會為之瘋狂，人們則會在蘋果旗艦店門前排起長隊。大多數德國人每天都會使用谷歌服務和Facebook，可以駕輕就熟地搜索詞匯或者回應加為好友的請求。 　　在政界，“硅谷”是一個神奇的字眼，一個柏林向往成為的地方。我們的議員和商界領袖希望自己看起來非常酷、或者想尋找靈感的時候，也會前往硅谷。在為一本關於硅谷的新書進行推介發言時，加布裡爾的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向往。他告訴觀眾，90年代末他第一次去硅谷時，漫步在帕洛阿爾托的街道上，四處尋找惠普(Hewlett-Packard)起家的那間車庫，覺得空氣中彌漫著創新的魔力。 　　這是怎麼了？德國怎麼會對科技，對科技公司，既愛又怕呢？要理解這一點，關鍵是要看到在表象之外，它們所代表的企業模式。 　　這個沖突的真正根源，在於這些正在歐洲市場上掀起風暴的硅谷企業——之前是初創公司，現在是巨頭——與生俱來的經濟文化。要創辦和發展亞馬遜或Uber這樣的公司，需要有一種特定的自由意志主義牛仔心態，把障礙和規則拋諸腦後。 　　硅谷既不害怕罰款，也不怕政治譴責。它投入了大筆費用，在布魯塞爾和柏林游說，但是它發現民主政治進程過於緩慢，於是便在同時按自己的規則辦事。Uber直截了當地說，不管法院怎樣裁定，它都會繼續在德國經營業務。亞馬遜向德國出版商施壓，要求它們以較低的價格在其平台上提供書籍——不顧德國要求出版商必須在所有地方以同樣的價格出售圖書的法律規定。 　　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讓德國人變得這麼神經質。一方面，我們樂意變得更像他們那樣：更無所顧忌、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也讓德國人（和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的人）不寒而栗。我們當然會這樣，因為這挑戰了我們對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德國選民和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永遠甚於對任何私人企業的信念，無論這家公司多麼堅定地聲稱自己具有善意。對“國家”的信任是難以衡量的；根據現任政府的表現和人員等因素，民調結果的差異很大。但是，對於重要的國家機構——聯邦議院、法院和警察——德國人的信任度往往遠高於美國人。 　　主要黨派，無論左右，都不會呼吁縮減政府的規模；唯一主張這麼做的黨派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它弱小到無法在聯邦眾議院獲得哪怕一個席位，連要在州級選舉中出線都不容易。世道艱難的時候，美國人對國家的信任往往會下降，而德國人的這種信任卻會增加。當有問題出現，我們就會指望“祖國父親”保護我們。 　　像硅谷公司帶來的那些“顛覆性”商業模式的挑戰，也屬於這種情況。事實上，像加布裡爾這樣的政界人士——他曾說過：“我們必須馴服硅谷資本主義”——之所以跟亞馬遜和Uber過不去，原因就在於，這樣做鐵定可以幫他們贏得選票。即使是那些一般會支持放松監管的政界人士，比如厄廷格，也知道指責高科技公司是個聰明點子。 　　硅谷公司想在德國取得成功，就需要遵從德國和歐洲市場的特殊性。我們熱愛科技，但我們希望科技公司以我們青睞的方式來提供它。在德國，牛仔只應存在於電影裡。 　　作者安娜·紹爾布賴(Anna Sauerbrey)是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的評論版編輯。　　翻譯：陳柳、土土

德國人不想被外人控制。。。。如此而已！。。。

[絕不用力]

孩兒他爸 寫道:

呵呵德國人變得神經質了

神經質？，，，那是因為你還不明白。。。。

[Norm]

絕不用力 寫道:

Norm 寫道: 紐約時報：德國為何怕谷歌？ 2014-10-14 11:45:14 紐約時報 [0條評論,查看/發表評論] 　　柏林——如今，德國擁有很多名號：清潔技術的領軍者、制造業的引擎，以及歐洲的外交政策中心。然而，人們似乎越來越多地對它有了另一種成見——一個勒德派之國。 　　說實話，對於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國並不是個好地方。即將就任歐盟負責數字經濟與社會的委員的德國官員京特·H·厄廷格(Günther H. Oettinger)攻擊谷歌(Google)在歐洲的影響過大，還表示希望能“削弱”谷歌的市場支配力。在柏林，副總理兼經濟部長西格瑪爾·加布裡爾(Sigmar Gabriel)正在調查，德國是否能把谷歌列為國家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將其納入嚴格的國家監管的范疇。 　　在咖啡館或啤酒屋提到谷歌時，德國人往往會用上負面詞匯。人們經常稱之為“章魚”。即便是像斯普林格(Springer)——德國最大的出版社——首席執行官瑪蒂亞斯·德普夫納(Mathias D?pfner)這種在國際商界地位顯赫的人物，都說他“害怕谷歌”。 　　谷歌並非這種日耳曼怒火的唯一目標。幾周前，一家德國法院以違反了針對專業司機的聯邦許可法為由，禁止Uber公司在德國境內運營。亞馬遜(Amazon)則因為工作條件和薪酬問題，與德國最強大的工會組織之一Verdi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 　　在外人眼中，這一切似乎只是德國人集體焦慮的又一例證。這種觀點認為，德國是一個神經緊張的數字革命看客，會因為對一切新生事物的恐懼和對所有美國東西的懷疑而瑟瑟發抖，這個私密的社會仍然受到斯塔西(Stasi)歷史的折磨，高估了數據保密的重要性。 　　不過，這種漫畫形象並沒有說到點子上。德國人並不害怕科技。我們也不討厭美國。正好相反：蘋果(Apple)每有新品發布，德國媒體就會為之瘋狂，人們則會在蘋果旗艦店門前排起長隊。大多數德國人每天都會使用谷歌服務和Facebook，可以駕輕就熟地搜索詞匯或者回應加為好友的請求。 　　在政界，“硅谷”是一個神奇的字眼，一個柏林向往成為的地方。我們的議員和商界領袖希望自己看起來非常酷、或者想尋找靈感的時候，也會前往硅谷。在為一本關於硅谷的新書進行推介發言時，加布裡爾的目光中流露出無限的向往。他告訴觀眾，90年代末他第一次去硅谷時，漫步在帕洛阿爾托的街道上，四處尋找惠普(Hewlett-Packard)起家的那間車庫，覺得空氣中彌漫著創新的魔力。 　　這是怎麼了？德國怎麼會對科技，對科技公司，既愛又怕呢？要理解這一點，關鍵是要看到在表象之外，它們所代表的企業模式。 　　這個沖突的真正根源，在於這些正在歐洲市場上掀起風暴的硅谷企業——之前是初創公司，現在是巨頭——與生俱來的經濟文化。要創辦和發展亞馬遜或Uber這樣的公司，需要有一種特定的自由意志主義牛仔心態，把障礙和規則拋諸腦後。 　　硅谷既不害怕罰款，也不怕政治譴責。它投入了大筆費用，在布魯塞爾和柏林游說，但是它發現民主政治進程過於緩慢，於是便在同時按自己的規則辦事。Uber直截了當地說，不管法院怎樣裁定，它都會繼續在德國經營業務。亞馬遜向德國出版商施壓，要求它們以較低的價格在其平台上提供書籍——不顧德國要求出版商必須在所有地方以同樣的價格出售圖書的法律規定。 　　正是這種無政府主義，讓德國人變得這麼神經質。一方面，我們樂意變得更像他們那樣：更無所顧忌、更積極進取。另一方面，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也讓德國人（和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的人）不寒而栗。我們當然會這樣，因為這挑戰了我們對國家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德國選民和消費者對政府的信任，永遠甚於對任何私人企業的信念，無論這家公司多麼堅定地聲稱自己具有善意。對“國家”的信任是難以衡量的；根據現任政府的表現和人員等因素，民調結果的差異很大。但是，對於重要的國家機構——聯邦議院、法院和警察——德國人的信任度往往遠高於美國人。 　　主要黨派，無論左右，都不會呼吁縮減政府的規模；唯一主張這麼做的黨派是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它弱小到無法在聯邦眾議院獲得哪怕一個席位，連要在州級選舉中出線都不容易。世道艱難的時候，美國人對國家的信任往往會下降，而德國人的這種信任卻會增加。當有問題出現，我們就會指望“祖國父親”保護我們。 　　像硅谷公司帶來的那些“顛覆性”商業模式的挑戰，也屬於這種情況。事實上，像加布裡爾這樣的政界人士——他曾說過：“我們必須馴服硅谷資本主義”——之所以跟亞馬遜和Uber過不去，原因就在於，這樣做鐵定可以幫他們贏得選票。即使是那些一般會支持放松監管的政界人士，比如厄廷格，也知道指責高科技公司是個聰明點子。 　　硅谷公司想在德國取得成功，就需要遵從德國和歐洲市場的特殊性。我們熱愛科技，但我們希望科技公司以我們青睞的方式來提供它。在德國，牛仔只應存在於電影裡。 　　作者安娜·紹爾布賴(Anna Sauerbrey)是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的評論版編輯。　　翻譯：陳柳、土土 德國人不想被外人控制。。。。如此而已！。。。

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如此，

[下雨不愁]

這倒是真的。team裡面的幾個德國人，都不用gmail，也不用google do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