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4篇HK问题的好文章，不喜勿入 (发表于1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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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23日 14:00 PM
北京与香港：摸索的悖论
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本月初，中国中央政府发布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这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的首次，在陆港两地引发巨大争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以自己对香港超过20年的近距离观察，撰写《香港观察》系列，本文为第一篇。

最近这几个月，堪称是十几年来香港政治气氛最火热浓烈的时段。刚举办的“6.22民间对政改的投票”，据报道达70万人大关。马上就出台的“占领中环”行动，按组织者计划，将在7月1日举行，为此香港警方已经备下临时的巨型拘留中心。在这关键时刻的前夕，北京的中央政府在1997年后公布了第一个香港问题《白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巨浪还在滚滚而来。

《白皮书》一公布，最新的香港大学针对港人身份认同感的民意测验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创下香港回归后的新低。从笔者的直接观察来看，从1993年春我来到香港至今的这21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负面趋势曾未达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状态。

几年前应FT中文网的邀请开专栏，笔者就自我定位成“中间论坛”，这也是我观察香港和内地关系的立场。比如说，我既不赞同内地对香港的“恩主”心态，也不赞同香港对内地的“蝗虫”标签。如今双方都有不少人站在一个极端的角度看对方，越看越难看，而我则试图解答：为什么香港与大陆间这20多年的相互摸索，竟然摸出这么一个糟糕的状态？

这就要从“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框架说起。当初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定下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大框架。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内地（以下简称“北京”，因为实际上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双方都处于摸索的状态。用当年陈云对中国经济改革传播最广的说法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和香港则是“摸着对方相处”。

不能不承认，经过了20多年，双方本以为会摸出一片新天地，结果却是摸出一片大烦恼，双方显得越来越烦。是不是会“烦”到“翻”（就是“翻脸”）的地步，这是许多人焦虑的大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双方同文同种，为什么对彼此的制度和社会趋势的摸索又引发出如此不和谐的结果？

双方高层都缺乏对他方制度的体验

邓小平定下的“一国两制”是个粗线条的顶层设计，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方案原本是一个实事求是、宽容适度的过渡纲领。不过，对于中共几代的高层领导群体而言，他们处理纯粹的内政问题经验丰富老道，而对处理香港这样的“非典型”问题（它既非纯粹内政、又非纯粹外事）的经验却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

因为他们的学习经验、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武装斗争、治理中国）都让他们熟稔处理内政的逻辑。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内政问题上做得完美，而是说，仅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他们处理内政问题是拥有一个相对丰富和灵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么麻烦或犯了错误，都能找到办法来应付，稳住局面。相反，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和经验。他们不知道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让一个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内地都不一样的香港，如何真正成为中国的香港。但他们却在努力，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在努力。

从北京方面来看，因为中共缺乏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经验，加上邓小平行事一贯举重若轻，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大伞撑起来后，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政策细节，要靠次一级、次两级的具体官员去摸索着执行。如今这些老一代的官员大部分已经退休或去世，接班继承上来的官员们经验未必更丰富，胆子和自信却大了好几倍，“摸索”的手法越来越不谨慎了。

而从香港方面来看，过去也一样是在摸索。香港回归后定下的是商人治港，处于过渡时期管治地位的特别行政区长官及高层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一任的董建华和第二任的曾荫权，其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政治和治理视野，也基本上没有过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政体制共事的经验。

在双方都欠缺经验的摸索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初衷不差、结果不佳的情况。目前很多文件尚未解密，仅从公开的资料和现象来看，很多阴差阳错事件的发生，也足以说明“互相摸”这一过程的深层困难。比如，1997年的中英之间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上，时任中国国家首脑的江泽民按照内地的传统，正式发表讲话时，间或停顿一下，等候下面的“热烈鼓掌”，但这种来自苏联的讲话期间不断鼓掌的红色传统，并不为英国政治文化下训练出来的官员所知晓。所以当时的中国首脑发言场面上出现了冷场，“不顺”。由此可见，双方的摸索要找到“感觉”，挺不容易。

民间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这还是在政治高层之间的互动，要谈到社会层面，就更加不易。民间不同于官方，不存在统一、高速、有资源保障的沟通渠道。

仅以1997年香港回归时两边民众的反应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特地计划在1997年6-7月作跟踪观察。我先回到内地，当时香港回归成为全国头等大事，都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转折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将香港回归视作一洗鸦片战争的国耻的象征。于是在内地宣传部门的倡导下，举国上下都播放影片《鸦片战争》，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但当我一跨过口岸进入香港，气氛与内地天差地别。罗湖两边，内地像盛夏，香港却像深秋。同时在香港放映的《鸦片战争》，观众寥寥无几，社会上弥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绪，至今我记忆犹新。而且离八年前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远，香港还对此心有余悸。当时内地的整体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处于悲剧后的艰难恢复阶段，富裕的香港面对经济刚起步的大陆，恰好与两地一冷一热的民族主义气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间读香港的报刊，时不时的还有些难以入耳的评论，诸如此类：“这些年来，北大人（指内地一方）对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强势南下，在经济文化上香港却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里装满了钱，正用自己的阳具征服北边……”当时两地的心态反差之巨，可见一斑。

当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两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动也有感人的事例。一个例子是1998年中国大陆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全香港卖小菜的低收入群体，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出来给大陆，这样的作为并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民众自愿的。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全香港的人口670万，他们贡献了100亿港币（按照当时汇率约合114亿元人民币）给灾区，大部分是纳税人的捐款。

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时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纪末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瘟疫（源头来自广东），造成299人死亡，整个香港从经济到社会生活，一片凄惨。在此情况下，中国大陆开放陆客到港旅游，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广。我记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会层面对内地认同感、情感最亲近的时候，确实有一家人的感觉。

然而把20多年来的两边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还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觉很难。互动并不愉悦，差距大，而且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认知差距还在拉大。关键何在？

互相“摸”，目标却不是过同一条河

最根本的原因，是双方的出发点非但不同，目标更是不同。如果目标一致，摸来摸去，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来的。但如果目标不同，终有一天会撕破脸皮、恶言相向。当初“摸石头过河”的目标是过河，目的地是对岸，但双方的对岸在一开始，就不是一样的。

在中国官方和内地许多老百姓的认知中，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代表的是香港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回到中国大家庭；香港人最终要与其他省份的人一样，生活在同样的政治生态系统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部分也会趋同。说白了，这是一个政治整合（integration）过程。因此，中国官方的政策是保留香港在经济上的充分自由，允许地方特色的存在，但在政治上要让香港越来越靠近内地，政治整合趋向内地化。这是“一国两制”的根本。

而在香港，有少数人，是非常了解港英政府与北京的谈判细节的，但当时并没有香港民间代表的参与。所以大部分港人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一直就没有起码的参与权。对于最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大方案，大多数港人虽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仍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处理两边关系的弹性框架，在摸索中往前走。

只不过对大部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他们虽然认同“中国大家庭”，但他们心目中“一国两制”这条路的未来，并不是要让香港越来越像上海，而是希望香港越来越像其他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但有自由，有财富，有法治，还有民主，分享着纽约、伦敦、悉尼、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普世价值。

这就可以说明，当前为何会出现“占领中环”这类行动倡议和其他的火热情绪。因为近20年前港人回归时所期盼的国际大都市的普遍价值——自由、繁荣、法治、民主，他们至多只有一半，他们觉得已经等了近20年了，不应该老缺乏另一半。

因此，近20年里“一国两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归，在双方都从具体层面上摸索如何相处的路径的同时，却越来越发现双方不是要过同一条河。摸索来摸索去，都发现自己摸到了对方的问题所在，于是就有了很多摩擦。比如2003年，试图在香港推出涉及“国家安全”的第23条立法，引爆了回归后香港最大规模的50万人上街游行，直到香港保安局局长下台才平息。今年7月1日有多少人上街，马上就能见分晓了。

这是我从美国到香港的21年里，作为一个中间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论。伦敦花了150年时间，把香港变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把香港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北京有意为之吗？当然不是，北京绝对不愿看到香港越来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当年在英国统治下那样，大家只忙于赚钱、不问政治，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是最大的悖论，是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霍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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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7月10日 06:18 AM
中国治理香港的“劣势”
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二篇。

刚掀起了“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社会，这几天又在筹划“占领中环”的具体步骤和日期（提议最早在今年八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之后）。亲政府的报刊连连大声抱怨：如今的香港已经成了“游行之都”——这些年来差不多每星期都有游行示威，过若干年就有一次达到几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香港确实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治：这次“七一”大游行的主题是“自己政府自己拣（选）”，游行人士沿途高叫现任特首下台、争取公民提名普选下届特首。面对着像开水锅翻滚的香港政局和民情，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和为数不少的老百姓频频发出尖锐指责：“你们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选，当年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你们为什么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贱”，“甘当英国殖民主义的奴才”。

表面上看，以上的指责挺符合史实——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后半个世纪里，当全球的殖民地相继去殖民化、闹独立、搞民主的期间，香港却大体上安安稳稳，没有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主义大规模运动。

为什么香港人看起来“很服英国管，不服中国管”？难道香港人真的特别“贱”、“偏好为奴”？这个大问题必须解答清楚，否则北京的中央政府乃至中国大陆亿万民众跟香港人都难以化解分歧、理顺关系。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与反殖民浪潮相悖

我离开中国出去留学的30年之前，正是中英关于香港回归谈判的要害时刻。那时候的我刚刚有机会面对外部的真实世界，诸多重大疑问油然而生，其中最令我难以解释的难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正是非殖民主义化的最高潮时期——香港偏偏不跟随全球的民族解放浪潮、走上反殖民主义的大道？为何香港与世界潮流那么南辕北辙？

过去这些年里，对好几个前殖民地的亲身观察和体验，牵引我找到符合实情的解答。这个至今让中国官方和无数大陆人民恼火的问题，只能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背景下去疏理，才可以悟出真相。

我们这一代人出去留学时，带了不少的中共传统革命思维。其中一个观念就是：全球20世纪的发展大趋势、尤其是在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过程。按照当时中国人熟悉的毛泽东式语言，就是“人民要自由、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

很巧合的是，就在今年6月22日香港市民自发举行公投前的一天，中国驻港前任高级官员、现任港澳研究会会长的陈佐洱在批评如今的香港政治抗争一波接一波时强调：香港的非殖民化远未完成，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适应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可见这些中国官方人士与30年前的我是一脉相承的，被同样的那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所困扰——香港的非殖民化还没有完成。

讨论目前香港连续不断的政治风波，此乃不能回避的历史根源。

以下我试图讲清楚的就是：为何当年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华人虽然没有同等的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持续的反抗？这样的情况即便放在同时期的世界历史上来看，也是很特殊的，因为殖民主义统治的本质（by definition）就是外来的少数人统治当地的多数人。殖民主义政权一定拒绝普选——只要一搞普选，本地多数人的选票就会结束外来少数人的专权。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中，这样的统治方式都遭到了大的反抗，既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挑战，也有街头的民众抗争，乃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那么，为何香港缺乏这些，如此特异？

二战后的香港是中国人几十年的避难所

如果观察二战结束到1997年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会发现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自决作为历史潮流席卷了全世界。二战前，殖民主义是一种普遍现象，亚洲多处都有殖民地，香港在那时先被英国、后被日本占领和统治，没有出现大的反抗也很正常。二战以后，香港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是有深刻原因的，与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的巨大变迁乃是同一块钱币的正反面。

二战刚结束的香港，日本军队留下强占后的烂摊子，经济民生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人撤出后，英国作为宗主国又回到了香港。香港本应该和其他殖民地一样，籍此时机终结被外来民族殖民的历史，与中国大陆一起走进后殖民时代。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在抗战结束后，直接进入全面严酷的内战，并未如国共两党宣称的那样，马上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繁荣、独立的共和国。香港本应该出现的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之良机，被中国全面残酷的大内战一笔勾销。

于是，英国殖民统治延续下来。虽然1940年代末的香港经济民生破烂，好歹还有一个汇丰银行，银行的老板Robert Morse把所有能够筹集的资金，据悉是700万英镑，全部支出作为抵押，接收了（redeemed）日本占领军滥印发行的货币，挽救了濒临破产的金融体系，稳定了香港宏观经济局面，从而让香港成为一个能够和平建设的边陲之地——它的北边正战火纷飞。也就是说，相对内战之下的中国大陆，香港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避难所：从1946年到1948年，来自内地的资金和劳工促使香港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内地阶级斗争的难民让香港经济起飞

等到中国的内战结束，1949年大陆基本上实现统一，和平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了，此时实为香港反殖民主义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可能的第二次契机。但立刻中国大陆就进入到剧烈的政治经济社会革命，这场大革命让一个落后的社会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阶层——企业家、金融家、商人、地主富农、知识分子成为斗争的对象。简单地说，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了内战之际，马上出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阶级的战争”（列宁语），中国翻译成“阶级斗争”，这样的战争虽然不用大炮机关枪，但照样会让许许多多的人家破人亡。

而同时期的香港，却意外收获了大陆革命局势的两大“成果”：资本和劳动力。英国殖民主义政权战后的措施，只是稳定了香港的局面，尚不足以带来香港的高速发展。但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却提供了香港经济起飞的基本动力——来自中国内地一波波阶级斗争的逃亡者。一方面来自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浙江）的资本家，为香港带来了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以及开办工商企业的资本。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特别是广东），则带来了经济起飞的另一个要素——廉价劳工。

这就是香港为何在1950年代初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未曾涌现大规模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第二大原因——大陆一波波逃港的难民潮。

大陆难民刚到达香港，是四等公民——洋人是一等，本港出生的华人是二等，早先来港的华人是三等，经济权利、更不用说政治权利，是相对匮乏的。但相比于当时中国内地的状况，在各个可以比较的方面来说，香港还是好得多，因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宗教信仰、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受法律保障的：这些就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权，然后又可以打工糊口，运气好的还可以创小业发点财，逐渐地他们和子女还能享受到初步的公费医疗、公立教育的少许福利。你要他们敌视、仇恨、着手推翻香港的基本制度，很难办到。

有人要问：那为什么英国殖民主义政权会这样做？也许有人说香港需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和劳力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殖民主义特别狡猾，以此收买人心。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同样的。当逃到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内地人在这里得到了在他们的故乡无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以后，他们就会把在此之上进一步的生存、生活、经商、发展机会看得极端重要。

香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试图逃离内地的难民越来越多。仅仅在到1950年代初的几年里，就有至少30万人跑了过来。港英政府也因此设立了“东方柏林墙”，即从1951年起建立香港边境禁区，与内地完全分隔开。但内地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土地改革之后，1957年反右运动，后来就是三年大饥荒，再后来是“文革”。与此相应的，有好几次大中小型逃港潮，总共约达56万人次。

“文革”中逃港的最知名的就是海归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1966年“文革”开始，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逃往香港。他本人则成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的开端。

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中写道：“由于大外逃，深圳边境一线，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大逃港》164页）。当时还有一个恐怖现象，流经广东广西的河流到了香港的入海口，武斗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从上游漂来的尸体，往往是五花大绑，带着被虐待的伤痕，都不是自然死亡的。香港居民从报刊上看见照片，或者自己亲眼所见，让他们对北边的祖籍故乡惊恐不已，庆幸自己人在香港，没被卷进这些灾难。

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在北京方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个小型报告会上，我第一次提及这个问题，强调说：“香港过去的发展、繁荣和稳定，主要不是殖民主义制度有多么完美，而是白白得了‘比较优势’的好处——毛时代中国内地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反衬之下，香港尚可安身安家、打工赚钱，华人老百姓因此不愿意起来推翻不太糟糕的港英政权。”听众中有英国驻华使馆来的人，显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香港殖民政权“维稳”的两个独特优势

我以上的历史厘清，并不是说香港在二战后一点反殖民主义的风浪都没有。虽然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不愿意赶走英国殖民主义者，但也还有少数的激进分子不甘现状。香港至少发生过两次带有暴力成分的反殖民主义街头运动，第一次是1956年的“右派暴动”，规模小一些，是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促成的。港英政府抓了一些人，把国民党早先派来的骨干分子驱逐到台湾，从此以后国民党在香港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完结了。

第二次要大得多，是1967年5月的“左派暴动”，主要是受了内地“文革”的刺激和支持，有人制造土炸弹，引发了街头的冲突和死伤。港英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抓了上千的人，把最骨干的力量驱逐到中国内地去，施行了一段时间的特殊街头保安和交通管制后，事情也大体平息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下令内地的文革势力不可推动香港的群众运动。

可见，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香港没有出现大规模持续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港英殖民政权还有两个法宝：第一，对涉及反殖民主义的言论不太理会，一旦付诸街头运动，就将涉及暴力行动的个人抓起来。第二，把最关键的骨干人物遣送回他们的祖国——你是“中华民国”派来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去台湾；你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指派在香港搞运动的，就驱赶你回中国内地，“人归其主”。这第二种方法特别有效，纯粹受理想主义鼓舞的群众很少，而一旦反殖民的骨干人物被驱赶回他们的大本营，香港本地的社会运动就瓦解了。

遗憾的是：英国当年有的中国如今没有

我以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大背景下殖民地时期香港“特异性”的疏理，主要讲的道理都是基于人之常情，而非忽悠人的抽象意识形态。

英国治理香港的最后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之所以不愿意奋起反抗殖民主义，并不是因为殖民制度有多么完美，更不是因为香港人特别“下贱”，而是因为中国内地长时期多种形式的大动乱——全面内战、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较起来是一个不那么可怕的避难所，普通华人在此能够谋生、发财、写作、图进一步的发展。

他们最担心的是：如果这块避难所丧失了，他们就会过与故乡同胞们同样可怕的那种生活。所以极少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比他们人数多几十倍的香港华人（在那个时代，华人占本地人口的96%-98%），就比较容易。作为华人，你要是极痛恨英国殖民主义制度，不安于现状，那你就回你的故乡去；你要是组织群众试图推翻殖民主义制度，港英当局就驱赶你回故乡。

这样的“比较优势”英国当年有，如今的中国却没有——今天香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你无法让他们继续有一种“被殖民地保护”的心态。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殖民主义者已经走了，我们要把自己的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那些非常不满目前的香港政治制度、企图发动群众改变它的骨干分子，你也不可能把他们驱赶回故乡，相反，中国内地政府这几年来能够做到的，是坚决不许他们回内地去，怕的是他们在内地闹事。

前不久我在大陆与朋友、熟人谈起英国治理香港比中国治理香港更容易时，非常耐心地解释过这后面深层次的“比较优势”的道理。随后有听众问：那还有没有可能，为中国治理香港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我说，除非你能够告诉香港居民，如果你们不满意北京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那就马上让北朝鲜来治理香港。只要有这样的“比较优势”，香港立刻就会很服北京的中央政府管治。

你听起来这是笑话，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道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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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8月29日 06:09 AM
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三篇。在本文中，丁学良教授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的政改问题和街头运动的症结，本文系《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的上篇。

本月底的这几天，中国人大常委会要对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决议。由于这是一个业已公布的议程，近几个月来无论是在北京（此简称是指中国分管香港事务的多个中央机构）还是在香港，双方都在为这一决议的出台做各种准备。香港几乎每周都有触目惊心的街头活动，泛民主派和亲政府派一直在街头活动方面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激烈竞争——你方做一次近百万人规模的签名活动，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十几万人的大游行，我方也搞一次。双方都说对方的数字不靠谱，但规模确实都很大，香港街头运动的记录多次刷新。双方在舆论发声的交锋上也异常频繁和火爆。

北京对香港问题的底线已经披露

在层出不穷的这些声音中，有两点是最核心的，但最关键的第一点在香港似乎还未获得全面足够的重视：

第一点，几天前香港的主流媒体报道说，北京决策层已经在两个可能出现的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上，做出了艰难而明确的选择。第一个问题是可能导致香港金融区瘫痪的大规模占领中环活动；第二个是2017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普选程序，北京不希望看到“不放心的被提名者”进入主要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北京做出了一个“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决定——宁可让占领中环的大规模事件发生，也决不让自己不放心的候选人入围。控制遴选特首，比控制街头抗议更为重要。你闹归你闹，我选不动摇。

第二点，北京反复宣示：选出来的特首一定不可以损害国家安全；与中央政府不一致、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这就公开划了界，对“违反国家安全”正式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硬性解释。

北京以上的艰难决定及其解释的源头，涉及到对香港问题至关重要的“四权”的认识。这就把近几个月来双方越来越激烈的争议和眼花缭乱的种种说辞，打回了“原形”。

什么“原形”？那乃是与整整30年前的1984年，中国掌舵人邓小平在各种主要矛盾上权衡以后、毅然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直接相承。这“四权”是香港多年里所有重大政治争议和冲突的温床，既包括民众的街头运动，也包括2017年特首选举前后几年中香港政府的基本走向。不讲清这“四权”的纠纷，就无法看清当下的局势和下一步的趋势：香港未来的几年一定不可能是安稳的，一定是风雨加雷暴。

北京的看法：“主权”和“治权”合一

第一权是主权。今年是邓小平宣布收回香港主权决定的30周年，再加上中国人大常委会本月底要发布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各界人士中了解当年香港回归争议的人士纷纷出来温故知新，感慨万千。1980年代初期，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崛起，正值中国党内军内国内的大局未定之际，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香港问题。可是中英之间近一个世纪前签订的租让条约“大限将至”（这是当年香港总督发回伦敦的“年度汇报”原措辞），如何处理香港问题就被匆匆忙忙地摆到案头。

对于十分棘手的香港主权问题，北京高层也没有长期考虑后拟定的方案。中共领导层内部当时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中有两派最具代表性。一派是“不动派”，即主张让香港的地位不要大动，基本持续下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三十多年里虽然主权未落实于香港，也并不影响充分利用香港为中国服务。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对中国的经济外贸继续有利。另一派则认为香港的地位需要改变了，不能继续让英国管理。

争议纷纷之中，邓小平一锤定音，决定1997年要收回香港。这就体现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面的那场著名谈话。根据英方的解密文件，邓小平讲话时，指主权问题不能讨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否则难以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到时未能收回主权，新中国会跟清朝一样，现在的领导人就像李鸿章一样……中国人民不会再信任他们的领导，中国政府就要退出政治舞台”。邓说不会立即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但最迟一两年后宣布。1984年果然宣布了（《明报》2013年3月24日有关英国解密文件的翻译）。

而邓小平只做最重要问题的决定，不管细节，这是他的决策特点。当时邓小平最关心的是主权问题，那是他认为涉及香港唯一重要的大事。邓小平那一代人，青少年时目睹了太多的中国主权被屈辱损伤，所以收回主权并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大政治，是涉及百年轮回的国运问题。至于香港回归后如何去管理，香港与大陆关系的细节如何，他并未作很多考虑。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不是他那时考虑的优先问题，因为百废待兴的中国还有总体改革开放的更大、更难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更加迫切。

英国曾试图以“主权”换“治权”

在“主权”这个最高层次下面的权力是“治权”，即管治权或治理权。同样是在以上提及的英方解密文件中，部分章节证实了英国政府当年的第二方案：在“主权”问题中方不让步的最坏情况下，退一步要求中国把香港的治理权仍然保留在英国手中。这种两权分离的安排，有如大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双重架构——中国是掌控香港主权的“董事长”，英国则是负责香港日常运作的“总经理”。

解密文件显示，1982年9月23日早上，撒切尔夫人与时任总理赵紫阳第二次会面(第一次会面谈的是国际议题)，专门讨论香港问题。面对撒切尔夫人多次提出的，若香港回归中国会引起全球来港投资方的信心危机，赵紫阳老实相告：“如果要在两者间只选择其一，中国视主权优先于(香港)的繁荣稳定”。撒切尔夫人说，当年割让香港的条约依国际法仍有效力，若要废除它，需经英国国会通过法律处理。她于是建议双方另立协议解决，让英国保留香港的治理权，以便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她第二天再次解释：主权和治权不同，如果香港改变了治权，会产生信心危机，应该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译文出处同上）。

英方的“二权分立”提议在当时的背景下也不是完全离谱，它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是：香港在英国150年的管治下发展得很好，人均收入赶上了英国。香港1949年以后，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交流的有效窗口。继续让英国按照过往的方式来治理主权回归中国后的香港，也能够得到香港本地精英阶层绝大部分的认同。

从英方解密的文件中，我们看不出中国领导人对“以治权换主权”有任何积极的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字里行间表明，中方并没有把主权和治权看成是可以分离的，这种安排似乎很难被中国领导人理解。此后的事态发展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最终决定是把香港的主权连同治权一并从英方收回，一刀两断。

我多年里老是记得当年读到的一个生动例子，香港殖民政府后期最高位的华人官员邓莲如（她是英国女王封的“男爵”，是第一位取得英国终身贵族身份的华人），为了香港回归问题参加一个访问团到了北京，被邓小平接见。邓女士欲充分利用这个宝贵机会，向邓小平反映，很大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中国治理香港担心害怕，是因为中国本身还缺少法治和民主。如果中国大陆多朝民主法治方向快步改革，就能大大增强香港对中国管治的信心。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训斥称:“请你们到北京来是讨论香港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告诉我怎么管理中国”。确实，在邓小平眼里，能够告诉他怎么治理中国的人已经走了；毛泽东之后，还有谁够资格告诉他如何治理这个问题无数、潜力无穷的泱泱大国？

邓小平对主权象征的理解：换旗换督和驻军

香港的回归，当然需要能够体现中国主权象征的安排和相应的举动。那时参与此事决策、地位仅低于邓小平的高层领导人有国务院副总理黄华（过去兼任外交部长）和耿飚（过去兼任国防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他们认为签订了中英有关香港主权交接的条约是最重要的事情，随后的安排就比较简单了。

周恩来和邓小平之下分管港澳台和华侨事务的实际负责人是廖承志，他也是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老干部，一次接见香港代表团时，他对主权变更的解释，是非常著名的十个字：“换旗换督，不驻一兵一卒”（《明报》2014年8月10日有关回归的资料特刊）。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香港回归的关键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象征，只要把米字旗换成五星红旗，把白皮肤的总督换成黄皮肤的特首，其它的制度一概不增加也不减少。邓小平过去没有这么说，但他讲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也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那时有关“中国对香港的国家主权体现”官方定义所发生的唯一一次大风波，是邓小平对从1997年6月30日午夜开始，中国军队是否在香港驻扎的问题公开发怒。整整30年之前，就在中英交接条约的最后文本敲定之际，邓小平当着所有被接见的记者们的面，怒斥两个领导人——黄华和耿飚。这两位已经表示解放军在港不驻军，以免影响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而邓小平在镜头前怒斥耿飊及黄华，指在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这令在场的人大惊失色，更是令香港惊慌失措，英国也傻了眼。

客观而言，邓小平如此重视驻军，乃是一种本能。对于邓小平这种大半辈子带兵打仗、靠枪杆子得了天下的强人而言，驻军是主权最核心的标志之一。邓不会忘记，近代中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一国两制”：占据小部分领地的一方有自己的军队，占据大部分领地的合法政府就无法干涉其管治的权力——这就是1937年后国共抗战时期的陕甘宁特区。如果没有军队，其他都是废话。连我这样的读书人当时都对香港的亲中报刊主编说，我挺理解邓小平的说法，驻军只要是对外不对内，就是主权象征意义的，没有问题。

而且你再看看英国殖民主义史的两百年，在全球那么多的地方都插上了自己的米字旗。英国人插国旗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走出去的英国公司的经商活动宣示其主权，一是通过军人的占领宣示其主权。而中国只能靠派驻军队的方式，来支撑它在香港的另外两个国家主权的象征——“换旗、换督”。

即便把这三大象征全算进去，也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国家主权”的界定范围是不大的，没有巨细无遗、保罗万象。邓当时对治权也许是真的不怎么关注，他历来是管大不管小，管粗不管细，只要主权在手，其它都好办。这说明，中国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与英国以及在英国统治下成长起来的香港华人精英层是很不一样的。在后者看来，主权的象征意义最多就那么三条，其实际内容就是外交和国防；除此以外，其它都是治权。这便成为后来北京和香港多年来种种冲突的根源。

举例来说，1997年4月，解放军的少数先头部队要进驻香港，为7月1日主权交割做准备，香港十分紧张。当时的紧张情绪是少有的，许多媒体都在港深交界处的口岸等候解放军的入港，后来还发生了纠纷。回归后香港有些人提出的疑问是：解放军进驻香港为何要带进攻性的重兵器——即武装直升机，这是香港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而且入港的军车经常裹得严严实实，亦未经香港海关的检查，香港有人质疑这是否侵权，侵犯了香港的管治权力。北京则认为军队运作是代表主权的行为，不受地方海关的行政性检查是正常的。这就是双方的分歧所在，香港看做是治权的，而北京看做是主权。1997年7月1日之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经常在这类问题上被立法局议员和媒体质问，他也讲不清。

主权和治权的纠结让北京香港之间越发紧张

简单总结一下。在一开始，邓小平关注的只是主权，后来很快发生了摩擦乃至冲突，基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主权和治权关系的理解差别巨大。如何选特首，在香港许多居民尤其是白领中产阶层看来，是属于治权范围，因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国防，只是负责香港的内部事务，北京不应该主导此事。北京则坚持，特首如何选的问题，是在主权范围之内，我们不管，那还行？！这几个星期香港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大多数都是这类言论，下面是8月28日的主要报道：

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引述委员长张德江在前日小组讨论时指，香港普选要考虑国家安全和利益，预计在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后，“香港可能会有事情发生”，中央已有心理准备。“出闸限”（即特首候选人）两至三名，“门槛”要过半（指必须获得推选委员会过半票）方可成为正式候选者。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谈及“白皮书”，强调中央不是不管香港，亦不是只管理某些事务，“只不过采取了不同於管理内地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实行特殊的方式管理”，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张又不点名回应李国能早前撰文指“法官只应向法律负责”的说法，指香港法院是特区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法官是治港者，与司法独立无矛盾。

就在这一两天，北京会正式宣布香港政治改革的最终决定。大家早预测，它马上将触发香港街头的大规模反应，这就牵涉到“四权纠结”中来自民间社会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四权的纠结令香港很不安，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纠结，则需另外撰文来讨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j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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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9月22日 06:44 AM
从人权走向公民权的香港社运
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四篇。在本文中，丁学良教授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街头社会运动不断增加的原因及目标，本文系《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的下篇，上篇为《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香港的社会运动如今目不暇接、此起彼伏。本周和下周马上就要展开的三大街头运动——9月22日的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的罢课宣誓大会、9月26日的香港大中学生罢课运动、10月1日的市民大游行（普遍预计，占领中环的行动将在这天启动），已经箭在弦上。虽然最后究竟有几千人参加罢课、有几万人参与街头运动还说不准，但此后仍会有更多更大的社会运动出场，则是必然的趋势。

这些运动的表现形态各异，已经成为国际观光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项目。外地旅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对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头游行和集会，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类社会运动参与者们的标语口号所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在很多外地人眼里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为艺术”。但是经过多年的细心观察，会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条主动脉——香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其主要诉求越来越是从“人权”走向“公民权”（citizenship）。如果对这个主流走势缺乏理解，就谈不上实际有效的政策回应。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以基本人权来“保本”

在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公告刚出台（当时尚无回归的具体安排细节）及其后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间的社会运动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主权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纪末，基本人权在英国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之下，涵括的方面涉及个人及家庭的生存、就业、财产安全、教育机会、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之类（参阅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这些基本人权在当时的香港被民间社会广泛重视，并不难理解。就如我在本专栏前几篇评论里提及的，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民间社会记忆中的逃难背景，太多的家庭经历过20世纪中国内地多次翻天覆地的动荡，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类似的情况在主权转换之后的香港也可能发生，于是就有了设法保障人权的强大动机。这种理性的心态，如果借用市场经济的一个俗语，可以称之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后，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大悲剧，证实了此前香港社会中有关回归前景的那些悲观主义展望——基本人权在中国内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风暴，就会被剥夺掉。北京那场大悲剧之后，立刻发生的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的空前绝后事件，半是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为自己的未来伤怀。议论多时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后来于1991年6月通过。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基本人权的内容属于passive rights（勉强可以翻译为“消极、被动的权利”）——倘若丧失了这些权利，就难以维持现代社会里具体个人的安全和尊严。这类权利还算不上是positive rights （积极、进取的权利），后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权。在中英谈判决定香港要回归的那段时期，香港社会层面最关心的是消极权利而非积极权利，确实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现实。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里，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体现的主要成果，就涵括在这些基本人权里。开明柔性的英国殖民主义专制直到临走之前，赋予香港本地民众的权利也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殖民主义制度的政治权利边界，即是不给予殖民地居民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权——他们被称为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citizens（“公民”）。

香港回归：悲观的人权展望与意外的人权保障

当时，香港社会对主权转换后局势的悲观展望是主流情绪，这种情绪最生动地体现在三个“敏感温度点”上。许多本地观察者预测，中国政府一旦收回主权，马上就会对北京最敏感的社会团体和活动实施扫荡，首当其冲的目标有三：第一，带头争取香港高度自治权、为此不断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的政治活跃人士，他们常被贴上“逢中必反”的标签；第二，持续猛烈批评中国党政体系及其领导人的“反共”报刊杂志；第三，每年组织大规模集会、高调纪念1989年北京悲剧事件、要求为该事件受害者平反昭雪的香港民间团体。

距离回归中国的日子越是临近，香港社会上不安定的情绪波动就越大。最糟糕的预期甚至不排除在香港会重演毛泽东式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不过以上所列的三个“敏感温度点”不仅是本地社会所普遍瞩目的，也是海外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人们预期，主权回归后，反北京的政治人士或者将会被变相软禁、限制其离开香港的自由，或者会被抓捕，或“人间蒸发”；对北京抨击最严厉的媒体将会被关闭；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广场的巨型纪念集会将会被禁止，筹办该活动的团体则会被勒令解散。

但是，以上三个“敏感温度点”在1997年7月1日之后一个也没有被触及；尤其是第三个，因为它是最具示范效应的。于是有人就说：“等着吧，第一年不禁你，第二年就要动手了”。然而，第一年没有变化，后来维多利亚广场的活动也没有被禁止。

为此，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也是被外界视为北京头号“眼中钉”的李柱铭立刻对北京的宽容做法说了真诚的好话：“现在，抓人看来是不会的，封报纸暂时也看不到。这方面是好的。…… 另一个层次是禁止游行集会，都没有发生。”身为香港首席大律师、因职业训练而措辞谨慎的李柱铭，一句话响四方：“看看香港大势，我比以前有信心。”（以上详见《九十年代》月刊1997年8月号第48-55页）同一时期，其他几位被视为铁杆“反共”报刊的主编，也作了正面的评语和“我是不会移民的”表态。

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出现了意外的乐观情绪，当然这也符合北京的期待。在北京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的，是不会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贯享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

回归之后：仅“人权”不够，还需“公民权”保障

在刚刚回归的那段时间里，北京不触碰前殖民地的三个“敏感温度点”，对香港事务谨而慎之的处理方式，确实为北京在香港民间和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很多好评。有两三家英文大媒体在回归前夕发表了“香港死亡在即”的惊恐评论，随即被广加嘲笑。热爱回归的人士说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偏见加无知”、“唯恐天下不乱”，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香港的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

不过，北京也许在最近两年里对那段时期的宽容谨慎方针感到后悔了——当然这是站在中间立场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根据什么官方的正式文件。就是因为当时香港众多政治活跃人士怀着对回归后政治状况最低的预期，而回归后所担忧的最坏的事情都未发生，这在为北京赢得好评的同时，随后也刺激了香港社会发生了北京不愿看到的状况——刺激了香港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自身权利的更多要求。

香港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上街示威游行成为香港市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也许在当今的北京决策层看来，是当初的宽容谨慎做法给了香港社会运动强化的信心和土壤。最近几个月来，香港媒体频繁报道“北大人”（港人以此称谓来自北边遥控香港事务的大官们及派驻香港的官员）讲的话越来越“狠”、越来越具“火药味”，说的就是这个明显的转变。

客观而言，香港社会运动的频发和强化，有其深层而广延的结构性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过去北京显得太“宽宏大量”。

必须强调一个重要的民情（客观）和民意（主观）的转折，这就是1997年之后香港的中产阶级及中下阶层眼中香港发生的“畸形病变”——十几年来香港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与民生民政密切相关，包括香港房价畸高，市民认为是地产大财团与官僚机构勾结，背后也得到了北京的认可。香港的物价急剧上升，市民认为过错是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关系中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香港本地的利益，主要诱因是泛滥的“自由行”，不仅带来物价飞涨，香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消失，内地人来得太多，香港生活空间被挤压得难以忍受。从这些商贸中大大受益的是财团，而绝大部分社会经济成本却是由普通民众来支付。同时，香港出现的多起官员贪腐行为，市民们也归咎于受内地影响。

这个抱怨的单子还可以延伸下去，有的细节列出来可能使内地读者不堪阅读，太情绪化。然而，香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麻烦，多半与此有关。问题关键不仅仅在于这类抱怨的无穷无尽，而在于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结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认为，根源在香港特区政府不为本地民众服务，拿着本地人的钱，却为“北大人”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享受着本地纳税人的供养，特首享受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高的待遇，其年薪比美国总统、英国首相的高很多很多。香港民众认为，既然特首的特高待遇来自香港的纳税人，他就应该以港人的福祉为己任，“港人治港、港人为港”。可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本地民众认为特首及其高级同僚未能维护和推进香港的地方利益。按照“纳税人是政府老板”的原则，特区特首及其政府成员显然是不称职的。

从这里源发了普遍的政治诉求：香港居民要决定谁能够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的主管，他或她能够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是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在表达这一政治诉求，但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年轻的，就越是要求此一积极权利，这就是“公民权”的核心要素。这些群体得出这个结论，是对基本人权在香港实施了二十多年的不满足——仅仅有基本人权还无法保障他们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温饱这类“保本”的水平上，他们要做特区政府的主人。

在他们的语境中，回归的近15年来，从本地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来看，香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香港居民的开放性选举来改变。“选票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文革后期有句名言：“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意思是“一抓就灵”），这是香港的社会运动从基本人权走到公民权的最重要推动力。

公民权的核心要素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本地人如果是永久居民，则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subjects（臣民），而是citizens（公民），必须有普遍的政治参与权——这是他们眼下每时每刻都在高喊的口号。

香港社运：正处于“公民权”的初中级阶段

在北京看来，香港特区的特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的，他或她怎么能够仅仅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利益？如果某个特首认为北京的某项主要政策不合乎香港的本地利益，就顺理成章地公然拒绝接受，那怎么办？

更具威胁性的是（这是指北京的担忧，不是说香港居民决心如此行动），选举本地区政府的主要官吏只是现代公民权的初级和中级表现，其高级表现还包括“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列宁的政党就是以此为手段，一劳永逸地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也即本地居民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分家单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就像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居民公投一样。如果允许香港居民开放性地选举本地政府的高级官员，若干年以后，他们再实施公民权的高级阶段，那怎么办？他们要是这么做，台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这也就是香港问题的大背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香港问题的下一步、两步、三步的处理，北京都是在“中国一体”这个大框架里运作的。我在本专栏上篇里讨论过的“两权”——主权和治权的矛盾，与本篇讨论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的互动，纠结在一起，导致隐性和显性的冲突不断，其含义，远远超出了香港特区本身。

小小的香港，大戏还在前头。

bbsang

jondon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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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6月23日 14:00 PM
北京与香港：摸索的悖论
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编者按】本月初，中国中央政府发布针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这是香港自1997年回归后的首次，在陆港两地引发巨大争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以自己对香港超过20年的近距离观察，撰写《香港观察》系列，本文为第一篇。

最近这几个月，堪称是十几年来香港政治气氛最火热浓烈的时段。刚举办的“6.22民间对政改的投票”，据报道达70万人大关。马上就出台的“占领中环”行动，按组织者计划，将在7月1日举行，为此香港警方已经备下临时的巨型拘留中心。在这关键时刻的前夕，北京的中央政府在1997年后公布了第一个香港问题《白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巨浪还在滚滚而来。

《白皮书》一公布，最新的香港大学针对港人身份认同感的民意测验显示，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创下香港回归后的新低。从笔者的直接观察来看，从1993年春我来到香港至今的这21年，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互动，负面趋势曾未达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状态。

几年前应FT中文网的邀请开专栏，笔者就自我定位成“中间论坛”，这也是我观察香港和内地关系的立场。比如说，我既不赞同内地对香港的“恩主”心态，也不赞同香港对内地的“蝗虫”标签。如今双方都有不少人站在一个极端的角度看对方，越看越难看，而我则试图解答：为什么香港与大陆间这20多年的相互摸索，竟然摸出这么一个糟糕的状态？

这就要从“一国两制”这个基本的框架说起。当初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定下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大框架。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内地（以下简称“北京”，因为实际上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双方都处于摸索的状态。用当年陈云对中国经济改革传播最广的说法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北京和香港则是“摸着对方相处”。

不能不承认，经过了20多年，双方本以为会摸出一片新天地，结果却是摸出一片大烦恼，双方显得越来越烦。是不是会“烦”到“翻”（就是“翻脸”）的地步，这是许多人焦虑的大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双方同文同种，为什么对彼此的制度和社会趋势的摸索又引发出如此不和谐的结果？

双方高层都缺乏对他方制度的体验

邓小平定下的“一国两制”是个粗线条的顶层设计，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这方案原本是一个实事求是、宽容适度的过渡纲领。不过，对于中共几代的高层领导群体而言，他们处理纯粹的内政问题经验丰富老道，而对处理香港这样的“非典型”问题（它既非纯粹内政、又非纯粹外事）的经验却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

因为他们的学习经验、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武装斗争、治理中国）都让他们熟稔处理内政的逻辑。这并不是说他们在内政问题上做得完美，而是说，仅从经验主义角度来看，他们处理内政问题是拥有一个相对丰富和灵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么麻烦或犯了错误，都能找到办法来应付，稳住局面。相反，他们从来就没有过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和经验。他们不知道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让一个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内地都不一样的香港，如何真正成为中国的香港。但他们却在努力，只不过是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观在努力。

从北京方面来看，因为中共缺乏处理香港这样非典型问题的背景经验，加上邓小平行事一贯举重若轻，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大伞撑起来后，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政策细节，要靠次一级、次两级的具体官员去摸索着执行。如今这些老一代的官员大部分已经退休或去世，接班继承上来的官员们经验未必更丰富，胆子和自信却大了好几倍，“摸索”的手法越来越不谨慎了。

而从香港方面来看，过去也一样是在摸索。香港回归后定下的是商人治港，处于过渡时期管治地位的特别行政区长官及高层工作人员，尤其是第一任的董建华和第二任的曾荫权，其教育背景、工作经验、政治和治理视野，也基本上没有过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党政体制共事的经验。

在双方都欠缺经验的摸索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初衷不差、结果不佳的情况。目前很多文件尚未解密，仅从公开的资料和现象来看，很多阴差阳错事件的发生，也足以说明“互相摸”这一过程的深层困难。比如，1997年的中英之间香港主权交接仪式上，时任中国国家首脑的江泽民按照内地的传统，正式发表讲话时，间或停顿一下，等候下面的“热烈鼓掌”，但这种来自苏联的讲话期间不断鼓掌的红色传统，并不为英国政治文化下训练出来的官员所知晓。所以当时的中国首脑发言场面上出现了冷场，“不顺”。由此可见，双方的摸索要找到“感觉”，挺不容易。

民间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这还是在政治高层之间的互动，要谈到社会层面，就更加不易。民间不同于官方，不存在统一、高速、有资源保障的沟通渠道。

仅以1997年香港回归时两边民众的反应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特地计划在1997年6-7月作跟踪观察。我先回到内地，当时香港回归成为全国头等大事，都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历史转折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将香港回归视作一洗鸦片战争的国耻的象征。于是在内地宣传部门的倡导下，举国上下都播放影片《鸦片战争》，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

但当我一跨过口岸进入香港，气氛与内地天差地别。罗湖两边，内地像盛夏，香港却像深秋。同时在香港放映的《鸦片战争》，观众寥寥无几，社会上弥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绪，至今我记忆犹新。而且离八年前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远，香港还对此心有余悸。当时内地的整体政治和经济状况都处于悲剧后的艰难恢复阶段，富裕的香港面对经济刚起步的大陆，恰好与两地一冷一热的民族主义气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间读香港的报刊，时不时的还有些难以入耳的评论，诸如此类：“这些年来，北大人（指内地一方）对港人政治上步步逼近、强势南下，在经济文化上香港却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里装满了钱，正用自己的阳具征服北边……”当时两地的心态反差之巨，可见一斑。

当然，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两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动也有感人的事例。一个例子是1998年中国大陆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全香港卖小菜的低收入群体，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出来给大陆，这样的作为并不是政府组织的，而是民众自愿的。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全香港的人口670万，他们贡献了100亿港币（按照当时汇率约合114亿元人民币）给灾区，大部分是纳税人的捐款。

另一个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时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纪末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瘟疫（源头来自广东），造成299人死亡，整个香港从经济到社会生活，一片凄惨。在此情况下，中国大陆开放陆客到港旅游，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广。我记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会层面对内地认同感、情感最亲近的时候，确实有一家人的感觉。

然而把20多年来的两边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还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觉很难。互动并不愉悦，差距大，而且在很多关键问题上的认知差距还在拉大。关键何在？

互相“摸”，目标却不是过同一条河

最根本的原因，是双方的出发点非但不同，目标更是不同。如果目标一致，摸来摸去，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来的。但如果目标不同，终有一天会撕破脸皮、恶言相向。当初“摸石头过河”的目标是过河，目的地是对岸，但双方的对岸在一开始，就不是一样的。

在中国官方和内地许多老百姓的认知中，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代表的是香港从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社会，回到中国大家庭；香港人最终要与其他省份的人一样，生活在同样的政治生态系统里，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部分也会趋同。说白了，这是一个政治整合（integration）过程。因此，中国官方的政策是保留香港在经济上的充分自由，允许地方特色的存在，但在政治上要让香港越来越靠近内地，政治整合趋向内地化。这是“一国两制”的根本。

而在香港，有少数人，是非常了解港英政府与北京的谈判细节的，但当时并没有香港民间代表的参与。所以大部分港人认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一直就没有起码的参与权。对于最初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大方案，大多数港人虽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仍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处理两边关系的弹性框架，在摸索中往前走。

只不过对大部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他们虽然认同“中国大家庭”，但他们心目中“一国两制”这条路的未来，并不是要让香港越来越像上海，而是希望香港越来越像其他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但有自由，有财富，有法治，还有民主，分享着纽约、伦敦、悉尼、东京等国际大都市的普世价值。

这就可以说明，当前为何会出现“占领中环”这类行动倡议和其他的火热情绪。因为近20年前港人回归时所期盼的国际大都市的普遍价值——自由、繁荣、法治、民主，他们至多只有一半，他们觉得已经等了近20年了，不应该老缺乏另一半。

因此，近20年里“一国两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归，在双方都从具体层面上摸索如何相处的路径的同时，却越来越发现双方不是要过同一条河。摸索来摸索去，都发现自己摸到了对方的问题所在，于是就有了很多摩擦。比如2003年，试图在香港推出涉及“国家安全”的第23条立法，引爆了回归后香港最大规模的50万人上街游行，直到香港保安局局长下台才平息。今年7月1日有多少人上街，马上就能见分晓了。

这是我从美国到香港的21年里，作为一个中间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论。伦敦花了150年时间，把香港变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把香港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是北京有意为之吗？当然不是，北京绝对不愿看到香港越来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当年在英国统治下那样，大家只忙于赚钱、不问政治，结果却适得其反。这不是最大的悖论，是什么？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霍默静

太长了, 没有体力看了

四季豆

转一篇文章：为何英国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作者：毛来由
「我们（英国人）五十年前就可以给予香港民主，但若然这样做，中国会爆发，甚至入侵香港，这是我们的忧虑。」和黄前董事总经理马世民（Simon Murray）在一次报章专访中这样说。一直以来，亲北京的公众人物和报章评论，甚至一般市民，都质疑英国为何百年来都不给香港民主，要到1984年《联合声明》签署，香港前途确定以後，「才大搞民主」。其实，只要稍读英帝国历史，就知道在二次大战结束後，英国在绝大部份殖民地，都实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当地公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以达至独立（如马来西亚），或自治（如1959年的新加坡、今日的直布罗陀）。这裏所讲的自治（Self-Government），是指除了国防外交，有时还包括内部保安赍续由英国负责外，所有事务都交由当地民选政府全权处理。

可是，为何香港会成唯一的例外呢？近日《明报》和《苹果日报》均就著英国最新解密的档案，做专题报导，而笔者在数年前，也因研究所需，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翻阅有关1950至70年代初香港的档案，结果发现当时的英国高层官员，一致认为若英国让香港人普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中国必定犟烈不满，进而使中国决定提早收回香港。在众多档案中，以原属高度机密（Secret）的外交部FCO 40/327档案中的报告和书信，最能够反映当时中国坚拒香港走向民主自治。

在1971年5月3日，準备出任港督的麦理浩，与英国外交部次官K.M. Wilford 对谈时，说他知道早在1956或1957年左右，英方已从访问中国的非官方人士口中，知道中方反对任何令香港走向独立或自治的政制改革，但麦理浩仍想知道外交部有没有原文引录中国官员的说话，以确证中方立垱。稍後，外交部内负责研究和远东事务的部门提交了报告，当中引述在1958年1月30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时，希望Cantlie向当时的英国首相麦美伦（Harold MacMillan）转达以下说话：

写道:

「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作者按：一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政治狀态，咝毫不变。」

周恩来上述讲话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所有。

大家或会问，假若当时英国坚持给香港民主自治，中方会如何回应呢？1960年10月29日，当时出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与香港工会代表访京团聚会时，批评当时美国人建议在新界建立「自治政府」，并警告英方：

写道:

「英国不会喜欢美国这个建议，是无容置疑的。。。。。。美帝国主义者将永远不会成功。可是，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疑採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

廖承志上述讲话的原文，引自FCO 40/327。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所有。

随後，廖指出中方从不承认港九新界是英国领土，但因为英国赍续管治香港，对中国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国希望收回的，是发展良好的香港，而不是一个如废墟般的地方。

上述文件，相信可以解释为何其他英国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选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旧维持总督和殖民高官独裁（雅称为「行政主导」），立法局只有委任议员，只是在市政局设有民选议席，而有选举权的人数，从不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2%。这情况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变。

可是众所周知，中方不太欢迎这种改变，在1984年，当港府建议引入立法会民选议席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联办）主任许家屯，就公开狠批英方「不按本子办事」，所谓「本子」，就是《中英联合声明》。（详情可参阅许家屯流亡美国後写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册，此书在1993年出版，现已绝版，但可在各大图书馆借阅）

为免字数太长赶客，笔者在此草草收笔。本人希望拙文，以及近日有关英国解密档案的报导，可以引起香港人对香港历史的兴趣和关注，支持香港研究，并要求政府订立《档案法》，妥善保护重要史料，否则，以後我们都没有详细可信的香港史可读了。

FCO 40/327的封面。此文件版权为英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所有。

jondon

bbsang 写道:

太长了, 没有体力看了

需要有耐心有兴趣才行。

香港算是我第二故乡了。

freshair007

jondon 写道:

bbsang 写道:

太长了, 没有体力看了

需要有耐心有兴趣才行。

香港算是我第二故乡了。

怎么会？你也走麦城到过香港？

jondon

freshair007 写道:

jondon 写道:

bbsang 写道:

太长了, 没有体力看了

需要有耐心有兴趣才行。

香港算是我第二故乡了。

怎么会？你也走麦城到过香港？

麦你美，我从小是看着香港电视长大的，对香港很有感情。

说实话，我愿意被称作Cantonese。如果大广东和香港要独立，我应该会支持。

jondon

四季豆写道:

上述文件，相信可以解释为何其他英国殖民地，都逐步建立起民选本土政府，但香港仍依旧维持总督和殖民高官独裁（雅称为「行政主导」），立法局只有委任议员，只是在市政局设有民选议席，而有选举权的人数，从不超过当时总人口的12%。这情况到了1980年代中期，才有改变。

可是众所周知，中方不太欢迎这种改变，在1984年，当港府建议引入立法会民选议席时，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联办）主任许家屯，就公开狠批英方「不按本子办事」，所谓「本子」，就是《中英联合声明》。（详情可参阅许家屯流亡美国後写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上册，此书在1993年出版，现已绝版，但可在各大图书馆借阅）

为免字数太长赶客，笔者在此草草收笔。本人希望拙文，以及近日有关英国解密档案的报导，可以引起香港人对香港历史的兴趣和关注，支持香港研究，并要求政府订立《档案法》，妥善保护重要史料，否则，以後我们都没有详细可信的香港史可读了。

豆豆好神奇，都到英国档案馆找材料的。

不过没有用，自干五们根本不看，一句话，你这些都是伪造的，就完了。

他们靠着网上一遍一遍侮辱香港人获得廉价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