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cissus]

王強：穩定新疆何者為先？
2013-11-27 聯合早報網


伴隨著新疆暴力恐怖事件的增多、尤其是對暴恐“常態化”和“家庭化”的擔憂，讓“柔性治疆”戰略備受質疑，也出現了呼吁“鐵腕治疆”的聲音。筆者認為，“柔、鐵治疆”之爭無助於解決新疆穩定。要穩定新疆，首先要厘清新疆穩定的優先課題，是遏制宗教狂熱，還是做大GDP（國內生產總值）？顯然，對這個具體問題的判斷，決定著國家資源配置的方向。筆者拙見，新疆的優先課題是遏制宗教狂熱。理由如下：

新疆的貧困主要是由於微觀上個體技能缺失導致的“技能型貧困”，做大GDP不能解決這種貧困。2011年，筆者初到烏魯木齊，最詫異的事情是在維族小餐館裡，年輕的服務員竟然聽不懂華語；與維族老板聊天，得知很多剛從南疆來的年輕人，都聽不懂、不會講華語。在語言能力之上，是更大的缺乏技能的問題。筆者觀察到一個現象，在烏魯木齊做小生意的維族民眾，一般從事不需要技能的營生，如賣幹果、烤囊與烤包子、賣抓飯與新疆面食。據此，筆者判斷，新疆的貧困不是由於宏觀上缺少經濟發展機會，而是微觀上個體技能缺失而導致的“技能型貧困”。復制“大招商、大項目”的內地經濟發展模式到新疆、做大GDP，並沒有切中新疆民族地區“技能型貧困”的本質問題，因此也就無從談起解決民族地區的貧困問題。

事實上，新疆不缺乏宏觀上的經濟機會。2011年，筆者將烏魯木齊超市、餐館公開招聘廣告，與之前工作過的廣州與青島比較，發現這些職業在烏魯木齊的工資，遠高於廣州，更高於青島；而2011年，廣州與青島的GDP分別是烏魯木齊的7倍與4倍。不僅僅是烏魯木齊，據《人力資源藍皮書：中國人力資源發展報告（2013）》，新疆最低小時工資標准，高於上海、廣州，與北京持平。高工資帶來的是高物價。在南疆“國家級貧困縣”的小餐館，一盤“辣子肉拌面”（面煮熟後，拌入辣椒炒肉。新疆面食）要18到25元人民幣（下同）；而在廣州和青島，小餐館裡的蘭州拉面也不高於這個價格。

毋庸諱言，這種做大GDP的模式，可能正在制造新疆不穩定的新因素。一方面，由於缺乏技能，做大GDP帶給維族的直接新增就業比較有限。調研到南疆投資的企業，發現小企業一般高薪聘請企業原籍的工人到南疆，而大企業通常以增加額外補貼和給予政治榮譽的方法，從企業總部成建制（從管理到生產，從生產到後勤保障）派人到南疆。這主要是企業基於經濟成本考慮而做出的選擇。如果招聘維族人，企業要幫助他們過語言關、技能關、還有最困難的勞動紀律關（筆者聽過的段子：月底領到工資，不來上班；等把工資消費光了，又來企業，不讓上班還不行。）綜合算下來，成本很高。但另一方面，物價上漲（例如，由於物價上漲，在筆者之前工作的烏魯木齊新市區科學院片區，肉抓飯的價格已經從2011年的12到15元，漲到2013年的25到28元），卻會實實在在影響他們的利益。這樣，經濟問題可能讓維族產生在經濟發展中“邊緣化”的失落。

另一方面，從已有的現象出發，讓我們推斷一下新疆宗教狂熱的下一個十年會是什麼結果？新疆宗教氛圍在改革開放之前並不濃厚。宗教氛圍逐漸濃厚是從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開始的。新疆現有的2萬4000多座清真寺中，80%是1980年代末1990年初修建的。新疆清真寺的數量是中亞5國清真寺總量的近5倍，僅次於有2億穆斯林的印尼；而新疆信仰伊斯蘭教的總人口1000多萬。在多次體驗或者觀察佛教寺廟、基督教教堂、伊斯蘭教的清真寺的宗教儀式後，筆者發現，伊斯蘭教的宗教意識最容易讓個體忘卻自我、個體間相互感染宗教情緒，並最終從內心深處消滅自我意識、順從宗教意識。據此體驗和觀察，筆者確信，清真寺過多的結果，必然是宗教狂熱，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

在1990年代後期，新疆的宗教狂熱表現為“宗教儀式風俗化”和“朝覲熱”。例如，結婚念“尼卡”、超度亡靈的“站禮”等宗教儀式，是1980年之前沒有的風俗，但從1990年後期開始成為必走的程序。而在最近10年表現為“宗教儀式生活化”和“內外勾結的漠視生命的爆恐破壞”。如婦女穿戴阿拉伯黑罩袍，維吾爾傳統的日期娛樂活動被禁止。

在完成宗教儀式“生活化”、即日常生活完全按照宗教教義進行後，新疆宗教狂熱的下一個十年是什麼？依據個人不系統的觀察與對伊斯蘭文化歷史的理解，筆者妄言，是宗教儀式“政權化”，即按照教義安排政治生活。換言之，新疆的“塔利班”或者“霍梅尼”將在宗教狂熱中產生。

如果說造成今天新疆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末1990年代初沒有及時有效采取措施，合理控制新建清真寺的規模；那麼，如果不在“宗教儀式‘政權化’”之前，對宗教狂熱采取有效對策，將來的新疆會怎樣？歷史能夠展示給我們的是：世界上軍事力量最強的美國，面對霍梅尼支持的學生占領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束手無策；世界上軍事實力第二強的蘇聯，在阿富汗用盡了各種先進的戰術策略與尖端武器，最終還是不能制服塔利班。

作者是美國加州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