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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剑平:“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回忆
发布时间:2013-06-21 09:51 作者:袁剑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151次
　　我国高校招生走过一条曲折之路,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1971～1976年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1977年才恢复正常高考。在这之前,1958～1965年的8年中,高校招生还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笔者是1959届高中毕业生,同学中有不少是新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极“左”招生政策的直接受害者。

　　尘封于历史死角的一段往事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1.可录取机密专业;2.可录取一般专业;3.降格录取;4.不宜录取。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江雪,1954年从入朝志愿军退役经考试插班到育才中学初二,始终保持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入高中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又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团支书,还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1959年高考时,江雪对自己的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都是很自信的,报了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然而,他接到的是一封这样的信:“……由于招生名额有限,今年你未被录取……”。后来,江雪才知道自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落榜,并获悉在1959年的文科考生中,各科成绩都在85分以上的,全省只有两人,江雪分数最高。当时有八所大学都想录取这位“省文科状元”,可是均在“不宜录取”政策面前望而却步。

　　范天成,是老师眼中的文理全才,高中时对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卢瑟福的原子结构模型理论,化学中的电离理论,数学中的非欧几何体系十分着迷。他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已经在有意识地追寻前代成功学者的科研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升入大学后及早转入创造性研究做好准备,这样的学生也因家庭出身问题被“不宜录取”。他找工作时碰到一个急需语文算术代课教师的小学,听说他语文算术都能教,高高兴兴地把他领走。

　　吕延梅,初中时是“全5分”学生,被保送到高中部。他虽出身富农,但自恃学习成绩优秀,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学四个字,但被蓝水钢笔划掉,改写成“开封师范学院”,又被用钢笔划掉,最终改定为“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开封师专属两年制大专。吕延梅虽被该校录取,上的却是一年制的数学短训班,这种短训班不算学历。从北京大学一降再降,落到师专一年制短训班,吕延梅可谓1959年高考“降格录取”的典型。

　　“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在《我的祖父孙中山》的后记中记述:“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孙穗芳的回忆表明1958年以前高考中也有类似的政审条件。只不过1958年以后政审涉及的内容更多了而已。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荆棘路》中收录了剧作家吴祖光的几篇文章,他谈到自己因鸣放而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惨遭遇:“什么反右、批判、检查、劳动我们都经受了;但是使我最痛苦的是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妻子、子女……再说我们3个孩子,都不许升学。长子吴刚去近郊农村‘锻炼’,次子吴欢初中读完也送到北大荒,作了7年‘兵团’通讯员,每天走70华里送信的苦役。小女儿吴霜初中毕业后,竟被原来最喜欢她的女班主任老师取消了她升学的权利,只能留在家里……”吴老在这里记述了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小女儿。我的一位中学老师夫妻二人曾带过一个业余班,里面全是初中不能升高中的学生,这些学生不能升学更不能进工厂。老师说他们都很刻苦,既爱学习,又能干活,良好的学风、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夫妻至今难忘。

　　集作家、画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冯骥才也是一位天津的“不宜录取”者。在接受台湾作家施叔青的采访时,冯说:“我1961年高中毕业,考中央美术学院,我出身不好,复试完了,教师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上李可染的山水画系?’我说:‘愿意。’最后我没有被录取,原因是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那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美术学院进不去了,就到‘天津国画研究会’去画画、仿古,沉浸在艺术里,……”(《文坛反思与前瞻》,新加坡,明创出版社,1989年)

　　遇罗克也有“不宜录取”的经历。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其母是解放初期北京一家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厂老板,遇罗克因此成为资本家出身。1957年遇罗克的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之后,他主动报名到北京郊区人民公社当农业工人。1962年遇罗克又参加了高考,北师大准备录取他,但他所在的大队却坚决不给档案,理由仍是“家庭出身问题”。结果,他再次名落孙山。

　　获得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的作品《胡杨泪》记述的主人公钱宗仁也是一位不宜录取者。钱1963年在湖南参加高考时是湖南省的前十名,清华要录取他,因家庭出身问题,他所在的公社不给档案。1964年他第二次参加高考,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3个月后,因公社书记多次到学校逼迫,迫使学校将其退学。1965年他又一次要求参加高考,公社出面不准他报考。钱宗仁被迫到新疆谋生,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自学数学。1984年《胡杨泪》一文发表后,钱宗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改行到《人民日报》当记者,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却被诊断出已是肝癌晚期,于1985年10月1日凌晨去世,年仅41岁。

　　“不宜录取”最终伤害的是国家利益

　　“不宜录取”执行的年代并不是考生过多,而是考生不足、国家急需高等专门人才的年代,从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下达的文件可知。1959年高考因招生名额不足,部分高校于1960年又进行春季招生,还鼓励在职人员报考或保送大学。1960年4月25日河南省教育厅颁发了“关于从今年高中二年级学生中动员部分学生报考高等学校的通知”。该通知指出,1960年各类高校在河南招生17300人,而应届毕业生仅为14756人,其中因政治、健康条件不合格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的按10%估算,将为1476人,把这部分学生扣除后,还缺少4010人。经省委同意,从今年高中二年级中动员4000多名学生报考高等学校。这个不能升学的10%,主要成分是政治条件不合格的预估人数。这些学生大多数是学习成绩上等、胸怀报效祖国志向的人才苗子。

　　就全国看,“不宜录取”政策的执行也有较宽松的。八十年代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聂荣臻语)的蒋筑英之所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当代英雄”,和他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是分不开的。他有父亲被劳改的家庭问题,竟考入北京大学,实在应感谢他的母校对他网开一面。开封育才中学前校长,在天津某中学读高中时也是老师喜欢的高材生,他报志愿时,因有家庭问题,老师曾暗示他不要报机密专业、不要报一流大学,他报了第二批录取的洛阳农机学院,被顺利录取,他至今感激老师对他的爱护。类似这样的例子相信在全国也不少。

　　本文提到的江雪、范天成、吕延梅均在日后的工作中做出了优秀成绩,其中两人入了党。

　　1998年10月31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获奖的美籍华人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宝丰。这一消息使我和我的中学同窗感慨不已。因为崔琦是我们的同龄人又生于河南,更因为崔琦有三个姐姐在香港的严重家庭问题。如果当年崔琦不去香港上中学,而是留在河南宝丰,他也很难逃脱“不宜录取”的命运,岂能与诺奖有缘!相反,那些“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之中,如果有人被命运推上崔琦式的人生轨道,获得诺奖也不一定是痴人说梦。此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反差,显然不是仅凭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手段等所能消除的。更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国家的繁荣昌盛才有保证。

　　十分有趣的是,开封作为古都汴梁,一千年前曾是宋朝的都会,我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出自宋朝,这是因为北宋的高等教育当时在世界居领先地位。我国太学始建于西汉,经过隋唐进一步发展为教育体系完善、学科设置齐全的国子学,到了宋朝已成就了一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队伍,才推动了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繁荣。使汴梁成为十一世纪时举世向往的科技文化中心、也是举世稀有的拥有百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抚今追古,这一段“不宜录取”历史对我国在二十世纪中期培养科技人才队伍方面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不宜录取”政策,明显烙有那个年代“左”的印记,由于它摧残人才于未成之际,受害者受的是“内伤”,具有隐蔽性,故而时至今日,“右派”公开“改正”了,国门打开了,历史上种种冤假错案平反了,而关于当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尘封于历史的死角,极少被公开提起。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是不应被忽略的。


来源: 人民网 | 来源日期:2013-06-06 | 责任编辑:邵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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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读了,很有些想法,

1.这段史实的叙述很珍贵,符合我的记忆。
2.中国的高考制度的选拔的标准的变化是值得记录和研究的。
3.文章的某些基点,有些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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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里的要点:

“笔者的中学时代是在古城开封度过的。从民国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初开封都是河南省省会,这里代表着全省教育的最高水平。母校育才中学的师资、学风、学生在开封都是很好的。我所在的高59届共200余人,1959年高考时除了不愿升学的以外,都考上了大学,而一些尖子生却落了榜,这真让人费解。

　　在当时的氛围下,人们不敢询问原因,心中的疑问只好压在心底。改革开放后,“左”的错误一次次得到纠正,当年的谜团才慢慢解开。原来,我们上高三时,校方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对学生一一作了政审,除了推荐留苏生和保送生外,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
1.可录取机密专业;
2.可录取一般专业;
3.降格录取;
4.不宜录取。
政治审查的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者。当时高校招生时先看政审结论再看考试分数,我的同学中因此失去上大学机会的不在少数。这里略举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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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录取”遍及全国

　　当时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开封育才中学一家,也非河南一省。受伤害的也不单是高中生,连初中生也因同样的缘故剥夺了上高中的资格;而且这样做并非一年。文革初期开封某中学档案室被撬,学生们发现正要参加高考的66届应届毕业生的政审档案,分类与前所说相同,此事曾引起轰动。这无疑证实了直到1966年“不宜录取”、“降格录取”仍在执行,只是因为“文革”突起导致高考中断,才悄然止息。经查档案,1958年河南省某市高考“不宜录取”的比例是7%,1966年是6.1%。自1958年至1966年,8年里全国遭“不宜录取”“降格录取”的高、初中生究竟有多少?只有问老天才能知道。”

这段文字是对我的几个中小学同学回忆的一个珍贵的旁证。

[Calm]

怀念故乡 _BBCODE_WROTE:

3.文章的某些基点,有些不认同。

愿闻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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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m _BBCODE_WROTE:

怀念故乡 _BBCODE_WROTE: 3.文章的某些基点,有些不认同。 愿闻其详.

慢慢来,不急。再说,你的经历及感悟应该能理解。

作为中年顶梁立柱的你们的一代,如果有兴趣的话,通过阅读了解到我们那一代及我们的父辈那一代所经历的一些事。向你再推荐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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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首发完整版)(首发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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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十七篇

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原为单行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出版。现收入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文集) 2005年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1949-1965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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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故乡]

高华先生生前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副教授(已故)。他的文章很长,请有兴趣的读者点那个链接阅读。

[Richmen]

高华写的东西平实,呈现给读者的是基本是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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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en _BBCODE_WROTE:

高华写的东西平实,呈现给读者的是基本是历史的事实。

谢谢R先生的关注。

[怀念故乡]

高华文章里的这一段: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60年代前期的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过去在“成份好”与“成份坏”的两大政治分层外,还存在一个较荐宽阔的灰色地带,这些人群包括:旧知识份子、原工商业者、资方代理人、高级职员,一般海外关系者、旧艺人班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以及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等。他们一般被认为“成份不好”或“不纯”,对他们疏远、排斥有之,但在阶级斗争相对和缓时,尚未把这些人群明确视为“阶级敌人”。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至少在理论上还主张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然而,一旦阶级斗争激化,他们马上被推向右边,1962年后,灰色地带逐渐消失,不久就被完全溶进黑色地带。
从1963年开始“阶级出身论”已表现在对敌对阶级子女的各种歧视性的安排方面。黑色部类的子女在就业、升学、婚姻等方面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除个别情况外,入团已不可能。黑色部类子女在1962年尚有可能考入农林、地质、师范类大专院校,但在1963年后,大学已基本停止招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这方面的歧视实际已发展到中小学,大城市的重点名牌中学,也开始拒收黑色部类子女入学。部分农村地区甚至规定,小学生升入中学的条件是:“出身占六十分,表现占二十分,学习成绩占五分,具它占十五分”[[131]]。
面对1962年后被主观虚幻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新形势,领导层和各级政府忙于制定各项政策,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阶级队伍”,重新“划分敌我”的极为复杂的社会分层工程。
1962年后,在知识份子政治类别问题上曾经出现的缺口,即知识份子通过入党就转变为无产阶级,又被翻转过来,换言之,无论是否党员,知识份子都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这里原先有几个界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老知识份子,一入党就转变成了无产阶级;1949年后培养的工农出身出知识份子,一入党更是无产阶级。但是在1962年后,他们都被整体划入资产阶级,其理由是:1、旧知识份子即使入了党,也是不可能真正转变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实际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泽东对吴晗、翦伯赞等的看法,刘仙洲、梁思成皆属此类)。在这之后,清除或劝退了某些老艺术家出党,如在1964年开除了著名艺人小白玉霜的党籍。2、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工农出身的知识份子党员,只要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就一定会受到资产阶级和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蜕变。”

所以在文革中,大学毕业生们到了工厂的话,除了(没有被打倒的)个别高干子弟以外,基本遇到了下车间及去基层劳动,当然不服气,自嘲为臭老九。